反恐视域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检视 ——以反恐安全防范为例

为实现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对安全防范措施的规定较为全面,但安全防范措施的执行“宽松软”及安全防范措施的监督存在“重处罚,轻整改”等问题,导致《反恐怖主义法》的安全防范治理效能弱化。在公益诉讼范围拓展上,引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反恐责任主体,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在反恐公益诉讼检察模式上,以预防型公益诉讼为原则,明确反恐安全风险认定标准;在反恐公益诉讼体系建设上,增设反恐预防型公益诉讼、反恐民事公益诉讼及反恐行政公益诉讼三大公益诉讼模式,推进我国反恐安全防范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欧盟反恐视角检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911事件"后,欧盟开始反思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与方式。如今欧盟反恐政策已成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要务之一,内部安全领域也建立了庞大的反恐机制。然而恐怖主义的性质在改变并可能与其他全球安全议题挂钩,加上美国推进全球反恐战争的强硬主张,使向来强调柔性强权特质的欧盟陷入两难。后冷战的安全议题具有多面性及复杂性,欧盟必须打破支柱框架,使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反恐的大框架整合。此过程反映出欧盟安全思维的转变,然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反恐安排建制的成果与缺失,也突显出欧盟想要建立外交与安全的共同政策仍需努力的事实。     

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述评

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中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界定,虽然能直接触及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内容,但单纯以罗列主义的立法形式难免存在粗疏或琐碎的弊端;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化及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之规定,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限制颇多,需要完善;关于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中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及保障恐怖犯罪嫌疑人权利之规定,值得称道,对国际社会完善反恐法律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反恐立法走向初探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一大顽疾,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核心建构反恐战略是我国现今解决恐怖犯罪问题的核心。目前我国反恐法基本草案正处于论证阶段,其定位应当是与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的特别法规,需要从立法取向、立法模式、立法内容、立法衔接等方面进行相关完善。此外,我国应该在反恐立法中明确规定设立反恐机构,以反恐审议为基础对恐怖主义进行预防、控制。     

论我国持有恐怖主义物品犯罪化的根据及模式——适用刑法第120条之6的三点规则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刑法第120条之6的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犯罪化正当根据理论主要有:全球零碎持续的、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恐怖主义犯罪化的现实根据、抽象危险犯理论、敌人刑法理论等等.据此可发现我国刑事政策上已开始出现一种不同于传统、普通的刑事司法系统模式的新型、特殊的国家安全模式,二者的价值取向迥异、立场选择不同以及所专属的领域各异,而我国应在反恐严打时,坚守刑事司法系统模式,使实质上采取了国家安全模式的刑法规范,在理解与适用时,受刑事司法系统模式的统治和约束.因此应严格解释和限制适用刑法第1 20条之6的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在具体适用时应遵循三点规则:中性无害的单纯持有状态不成立该罪、“以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为目的”应为该罪的主观要素,在反恐中只有在最后不得已时才可适用该罪.     

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挑战与回应

"9·11"事件及其诱发的反恐"战争"对现行国际法提出了挑战。这主要是由国际恐怖主义的概念和法律性质缺乏统一的界定、有关反恐的国际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法律框架内进行反恐斗争。     

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探究

恐怖主义行为因情节不一可区分为恐怖主义行政违法行为与恐怖主义刑事犯罪行为，我国对其认定采取的是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双轨制”的模式。虽然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恐怖主义认定的实践和理论中都具有行刑衔接的必要性。由于存在立法价值选择上重安全轻自由、反恐立法体系组织上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导致出现反恐对象指向不明、立法体例合理性欠缺、执法司法程序衔接不力的问题，影响了反恐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对此，应从理念导引、形式与实质并重的法律保障方面建构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     

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的伦理难题

恐怖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政治或社会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尤为凸显.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固然有其复杂的经济根源或政治诱因等,但它自产生起就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恶化社会秩序的安全与稳定状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恶化了国际社会的矛盾,不利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环境的正义、正当之举,但世界反恐战争却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如果反恐斗争的手段过当甚至借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同样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解析这一伦理难题是世界秩序与稳定的必然要求.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成因与防治——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为例

文章从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界定出发,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成因为例,分析国内恐怖主义犯罪的产生根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立法现状,通过对立法的考察,提出打击、预防此类犯罪的见解,即我国应建立以反恐专门法为主导的,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诸法配合的反恐模式.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底限

恐怖主义是人类生存面临的难题,它通过暴力和残忍的手段,对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文明造成严重威胁.恐怖主义是当代人类之间展开的另一种形式的自相残杀.但是,即使其在法律上是严重违法的,在道德上是难以立足的,然而,毕竟有其存在的深层根源.因此,应当明晰恐怖主义与反恐的性质,正确认识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价值与效力之间的冲突,并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恐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寻找经验和借鉴,从而正确协调恐怖主义与反恐以及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关系,为解决这一死结提供一条可行路线.     

反恐怖行动中的法律角色

恐怖主义是非国家的主体对一个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反恐怖主义行动则是借国家之力对恐怖主义活动的遏制和惩罚。恐怖主义的起源,或者基于政治利益的博弈,或者基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或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或者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反恐怖主义行动的方式多样化,涉及法律体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反恐国际法,又包括反恐怖国内法;既涉及军事法,又涉及平民法;既涉及公法,又涉及到私法。"9·11"事件之后,"通过法律反恐怖主义"改变成了"对恐怖主义发动一场战争"。军事反恐挑战了传统司法的多个原则,其中甚至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三权分离制衡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公正审判原则。     

伦理的维度：恐怖主义产生和泛滥的根源

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安全的共同威胁。贫困、不公正因素的加剧,发达国家的傲慢偏见以及美式反恐战略先天性的道德缺失是恐怖主义产生和泛滥的主要根源。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大事,这种政策的变化也导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在取得阿富汗反恐战争胜利后,试图在东南亚开辟第二条反恐战线,并借助这一战线扩大其在亚太的影响。为此,美国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继续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军事和防务安全合作,使东南亚外交更好服务于美整体外交。本文主要从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分析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完善反恐立法 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中国有必要完善反恐立法。中国是联合国成员 ,应遵守联合国的一系列反恐决议 ;中国还是一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签约国 ,应遵循在这些组织中签署的反恐公约。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有些规定 ,完善自己的立法 ,包括增列反恐的罪、扩大现有反恐罪名的内涵、分列反恐罪名、扩充刑事诉讼法的内容等。世界有许多国家制定了反恐的法律 ,中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作为借鉴 ,完善自己的反恐立法。比如 ,制定专门的反恐法律、设立专门的反恐机构、重罚恐怖主义犯罪者、严惩支持恐怖主义犯罪的人员和组织、加大反恐执法和司法的力度等。目前 ,中国急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立法 ,即进一步明确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制定专门和系统的反恐法、规定专门的反恐机构与反恐监督机构等。     

浅论反恐立法的程序正义

司法的关键是程序的正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程序属于司法的程序,不能因为强调其特殊性,而无视其一般程序价值,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程序也必须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之所以会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关国家的反恐立法、司法忽视了程序正义。本文以美国反恐立法实践为例,阐述了程序正义在司法中的重要价值,并从美国的反恐立法实践中总结出了经验教训,为我国反恐立法提出了指导思想和技术方面的建议。     

非国家行为体核恐怖主义犯罪防范理论研究——以《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为视角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犯罪进行全球综合治理的思维范式和多边的冲突解决机制使反恐行动模式更加国际化。《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签署使防范当前核恐怖主义犯罪在界定核恐怖主义犯罪、完善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框架、有效防范核恐怖主义犯罪方面都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此框架下,完全有必要对相关基础概念和特征进一步展开讨论,对我国防范核恐怖主义犯罪事业的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出新时期的完善建议,以期全面遏止非国家行为体核恐怖主义犯罪。     

"非政治化"不等于"非政治性"——简析恐怖主义犯罪政治动因及非政治化对策

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恐怖主义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公害,"可以与战争、国家债务、人口膨胀、饥饿、贸易逆差、疾病等相提并论",有人把恐怖主义狂潮称为"二十世纪的政治瘟疫",甚至有人认为恐怖主义应与政治腐败、环境污染一起列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因此,如何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与各国刑事立法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也是目前法学界深入研讨的问题之一。本文着眼于恐怖主义犯罪对策中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进而分析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政治动因,并就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理论加以简要的分析。     

恐怖主义定义解读

科学界定恐怖主义的定义是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确立对恐怖主义问题基本立场的前提。目前国内外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界定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即词典定义、政府界定、学者诠释。要准确界定恐怖主义必须全面把握恐怖主义的内在特征,确定恐怖主义内涵;了解恐怖主义历史演变并对定义外延作适当限定;正确认识当代恐怖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     

海上反恐与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研究

海上恐怖主义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海上恐怖组织或海上恐怖分子以暴力手段,从事危害海洋安全,危害船舶以及船上财产和人命安全,危害港口设施安全的恐怖活动。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同时又有着密切联系。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活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纷纷制定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海运反恐立法方面,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的反恐国际安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构成了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的主要内容。我国作为海运大国,同样面临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我国亦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重构海运反恐立法格局。     

《上海公约》防治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机制及评析

<上海公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的区域反恐国际法律文件.它首次在国际上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含义做出的明确定义,深化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对缔约国合作反恐原则和要求作出了法律规定,强调各方应将公约所规定的恐怖主义行为视为可相互引渡的犯罪行为;明确了各方对区域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司法合作义务;明确规定建立地区反恐怖机构以促进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中进行协调和相互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