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性、议题张力与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创新谱系

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具可视性、可触及性以及复杂性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相连的接缝地带",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乃是对其悖论属性和议题张力的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悖论属性和"元问题"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及"以使用者为中心"三种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治理工具。总体上讲,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乃是重视从空间与治理关系视角积极探索的产物。具体而言,二者存在三种关系,即"作为行为塑造因素的空间""作为中介或作用点的空间"以及"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三个方面。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城市柔性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柔性治理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城市柔性治理是适应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蕴含重要的价值.将柔性理念融入城市治理实践,不仅要加强其组织和法治保障,而且要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厚植城市文化底蕴.     

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城市要发展得又快又好,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方式,但是在城市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今天,现有的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单中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治理的需求,因而有必要引入多中心治理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水平,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动迁前后城郊型社区公共空间的变迁、特点及其启示——以北京市J小区为例

城郊型社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冲突和社区治理问题也日益呈现。J社区位于北京郊区,动迁前后,公共空间从一个自然村突变为典型的中国城市社区。自然而散落的内生家庭庭院、公共水井、私家磨坊、社区关帝庙和私家菜地,以及社区文化园和会堂被外观更精美、功能更专一、布局更集中的政府和开发商外生供应的社区广场所取代。社区组织发育不良,培育不够,导致动迁居民难以适应城市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社区传统社会交往、行为规则和社区自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断,新建公共空间不符合农民需求。此可归因于动迁农民自身传统习惯的延续、政府一刀切的公共空间供应模式、社区组织的缺乏。城郊型公共空间建设应当尊重农民意愿,强化社区建设,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嵌入“治理”理念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建构——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群众社会生活共同体,理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新"治理"理念侧重于运用公共权力规范、引导、控制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行为,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着重强调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管理模式,其指导下的新型社区建构是社区建设的新方向。文章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全面、深刻地剖析新"治理"理念在铜陵市社区建设中的嵌入。铜陵模式的建构方式以减少层级、提升效能为核心,以整合资源、创新架构为目标,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民主的流失与重构——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向度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危机治理都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单向治理,这种治理模式有助于迅速控制危机事态,缓解危机,并为危机治理提供效率上的支持。但是在公共危机中,因为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导致的泛效率化倾向与与行政集权容易使民主生存的空间被挤占。那么在此语境下,将危机治理的效率价值与民主诉求通过程序进行整合,建制法治民主,并实现政府、公民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与协作,以此来彰显民主的价值诉求,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意。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内涵、不足及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内容的复杂性和公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力所不及，新公共管理为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产生管理碎片化和不公平现象，治理理论倡导的多中心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而多元的治理中心并不会自发、有序的配置治理资源，甚至会造成治理超载或者混乱。协同治理通过构建主体形成系统、支持保障系统、评估与考核系统、再学习系统等措施，为多元化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大陆地区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而地方治理理念及分权化的制度设计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地方治理是公民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地方治理的发展水平及治理能力和公民参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数字时代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模式创新与实施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多元思潮和科技革命的交织影响下，公共需求在领域、结构、层次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同时，超大城市的有序性与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研究这些变化与挑战，系统分析新时代社会形态特征，超前研判超大城市发展态势，从而构建以法治、德治、自治为重要保障和途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基础设施为支撑、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流程机制为内涵，倡导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科学柔性的治理流程、人文法治的治理逻辑、善治高效的治理目标的数字时代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模式，提出实现超大城市信息实时感知、融合共享、关联处理、智能分析和动态决策，推进控制流、信息流、知识流、价值流的协同优化的实施路径，提升超大城市经济建设价值、社会生态价值、科学技术价值和治理机制价值，提高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我国NGO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路径

NGO作为现代社会多元治理的重要角色和“社会至上”理念的本质标志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与重视,但在我国,NGO却仍然缺乏应有的发展环境与角色定位。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建立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模式,NGO的角色复位势在必行。政府、社会、公民以及NGO自身多方协作营造完整、系统的成长空间,是NGO实现良性发展与构建的必经之途。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有研究多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公共价值论等视角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单变量、间接化的解释,导致该论域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缺乏有机整合,且治理有效更多体现为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模糊性。鉴于此,文章基于社会系统论,构建“作为系统的社区”分析框架,依托28个案例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资源、服务、生活、文化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四种组态路径均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以服务供给为依托的“生活互嵌式”治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文化创建式”治理,以及“生活—文化”良性互动的“二元融合式”治理;各条件变量在不同路径内存在不同的互动逻辑和功能强度。文章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作出了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拓展了社会系统论的应用空间和内部逻辑;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了参考。     

超大城市空间的统合治理——基于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分析与反思

中国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和城市失序等"大城市病",因而,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人口、资源、空间和服务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各城市纷纷开始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论文以北京市2017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例,考察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的运作过程。研究发现,党政共治、人大支持和司法保障的内部整合治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元协作和内外统筹治理是统合治理的内在特质;多元治理原则与专项行动任务的统合、职能分工与属地责任的结合、统筹领导与联动协同的整合、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的融合是统合治理的主要运作特征。统合治理因应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新挑战,取得了一定治理绩效,但也存在缺乏有效制约、运动式治理倾向、强政绩导向和忽略民意等问题。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理念演进、逻辑变迁、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

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的历程中,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的理念演进,推动了文化事业建设从文化统治到文化管理再到文化治理的逻辑和实践转型,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中国模式。经过40年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快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性功能,在文化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以"文化+"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在文化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     

城市治理现代化:理念、机制、途径——以西安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创新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具体到城市问题,需要从以往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向强调全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要从理念、技术、社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好与此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西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运用基层协商民主途径,推行"三社联动"模式,在城市治理决策中体现公众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从人民需要出发,体现便民利民目的;要在继承西安传统精神基础上建立具有西安特色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城市治理的自觉与人文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枫桥经验"作为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方法,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板,但在适应城市外部挑战方面出现困境。伴随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居住模式被重塑,城市社区的解构、市民阶层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稀释等加剧了城市风险。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空间结构、多元主体联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制度供给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因而,要破除城市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乡村枫桥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必须打破空间区域差异,践行群众路线以促进维稳主体多元化,通过制度供给实现"枫桥经验"在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有效嵌入。     

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

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目标大致可以整合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社区建设、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结构.与上述三种目标模式相比,"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从"社区"概念的本义出发,从社区内部共同生活发育和发展的视角来定义社区发展目标,以期改变"社区建设"模式中的"国家中心"痕迹和"社区自治"模式中对"免于他者控制"的过分强调,同时由于它把重点放在"生活"上,因此能够避免"治理结构"模式中由于过分关注结构和制度创新而使发展陷入"内卷化"的可能性,也更具赢得社区居民认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