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基层“放管服”改革的思考

"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简政放权、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步"先手棋"。基层政府(县、乡)作为"放管服"改革工作重要的承接主体,同时也是"放管服"改革研究最容易忽视的盲区。"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全面清理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定化,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基层"放管服"改革当然也不能脱离"放管服"改革的本质,否则可能偏离改革最初设定的方向。因此,要兼顾先行先试与顶层设计,及时化解改革引发的司法问题,激活存量权力,提高服务质量。     

加强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

"放管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涉及权责关系的重塑、管理方式的转型以及工作模式的再造。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改革任务中找到有力的抓手和突破点,不仅决定改革的方向和大局,也决定改革的成败。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通过"一把标尺"规范"放管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现代政府管理秩序、文明和进步的体现。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它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以及企业的助推三个方面,它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哲学思考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当下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我们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针对当前"放管服"改革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互联网+”背景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路径探析

自2013年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新时期,"放管服"改革也面临着效率困境、"信息孤岛"困境、道德风险困境等问题。"互联网+"能为"放管服"改革的开放、互动、一体化运作提供技术支撑及思维方式,助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或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他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电子政务深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与第三部门的兴起两个方面,他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放管服”背景下政务信息共享发展路径——以昆明市为例

政务信息共享对于行政改革具有重要价值,不仅能为"放管服"改革提供技术手段,而且在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优化组织流程、重塑组织形态,以及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政务数据共享观念滞后、保障性制度不完善、管理系统不规范、数据加工的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还较为普遍,制约了"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应转变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共享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组织机构,完善管理机制;做好政务信息共享的技术支持,尽快建立和完善数据录入、整合、共享的标准体系。     

中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改革进展和表现形式。国内外有关中国"放管服"改革实践的理论研究起步很晚,但已经在相关概念与构成内容的理论阐述、改革过程发展演化与内在逻辑、改革实践问题与规范对策、改革实践环节或领域相关主题、地方改革实践及其成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相关主题研究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征,但总体上方兴未艾,也展现出了较为明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趋势。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借鉴“放管服”改革理念 助推公安机关“情行一体化”

"情行一体化"是警务情报工作与警务行动一体化的简称。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是政府自身的一场深刻革命。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借鉴"放管服"改革"简化环节、优化流程、转变作风、提高效能"核心理念,站在国家安全大局和公安工作全局的高度,从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提升核心战斗力出发,全力推进"情行一体化",简化优化"情行一体化"运行流程,减少环节、转变作风、提升效能,真正把情报研判成果转化为现实战斗力,实现打击、处置、管理、服务最大化,让党和政府、人民群众满意。     

新时代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双创”的动力机制构建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梳理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营造"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双创"是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着力点。打造新时代"双创"的升级版,政府需要从重"量"转向重"质",树立以"质"立足的理念,基于"互联网+"促进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动能的全面协同发力,挖掘多元社会主体"双创"的制度力、组织力、服务力和贡献力。通过促进平台智慧化建设,构建主体社会化机制、服务专业化机制、过程法治化机制和跨界协同机制,提高自主可控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道变革研究

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社会治安管理,我国提出和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治道变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治道变革首先要在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层面上把根植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质为综合"管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到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中来,然后才有可能在辩证否定政府或市场单一中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放管服"改革面临的难点,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交易成本"出发,对改革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扫描。研究发现目前深化"放管服"改革关键在于解决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源泉。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改革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降低非必要性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和非必要性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二,重视全社会市场信息对称分配的制度安排,降低搜寻、整合、维护的信息成本,由此抵制各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全社会策略成本。第三,充分利用新型信息技术,重视"互联网+"公共制度性信息平台建设。     

老子的行政哲学与新一轮政府治道变革——兼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逻辑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老子行政哲学与新一届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老子行政哲学从内在价值取向和外部行为选择两个层面与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契合主线。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无欲—无私—无畏",进而在行为路径上展现为"无为—为不恃—无不为"。它隐含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前提是政府自身"无欲"状态,政府改革必须进行无私的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必须具有"无畏"的精神。落实到政府改革层面,必须在行为取向上以"无为、为不恃、无不为"为路径,实现有限政府、效能政府和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目标。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需要借鉴老子行政哲学的昭示,强化政府改革的价值与行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开展高校工会工作的新思考

"放管服"改革将不断推动高校行政色彩的淡化,推动高校教职工主体地位的提升,工会的建设职能、维护职能、参与职能将得到更好发挥。"放管服"改革将促使高校形成一系列新制度和新的工作模式。因此,高校工会要学会在新的制度下,运用新的理念来开展工作,要实现从被动型向主动型工作理念的转换。高校工会工作人员要形成适应"放管服"改革精神的思想观念和业务素养。     

在准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中把握经济发展重点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湖北需要准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将重点放在加快产业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发展县域经济和深化政府的"放管服"改革等三个方面。研判当前经济形势,要把握好三个维度:一是要注重从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中把握积极变化,保持发展定力;二是要注重从区域经济分化大格局中看到竞争压力,增强转型耐力;三是要注重有效防范化解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隐患,提升稳控能力。湖北肩负着"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历史使命,要抢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机遇,通过"无中生有"、"有中生优"、鼓励创新创业和补短板等手段加快产业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向需求侧要新动能;通过总量升级、结构升级和动力升级打造县域经济升级版;通过做好权力的"减法",做好监管的"加法",做好服务的"乘法",深化政府的"放管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