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大城市的政府职权配置与现代政府型构——基于深圳“强区放权”的论析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先进城市之一。深圳的"强区放权"以改善城市建设管理为契机,将市、区政府纵向职权重置作为突破口,实施了一系列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和体制创新。这项着眼于提升政府领导力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合式改革与创新,与之前一些地方实施的"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迥异,分别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强区"的实质是以"瘦市"实现"强市",从而达到"强城市"的目的,全面增强城市竞争力。对此项改革的深度分析,能为我国的城市治理和现代政府型构提供有益借鉴。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

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宪政之维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自发的基于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社会宏观变迁,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基层治理变革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已成必然,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它的变革既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配套举措,更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系统环节.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地方创新经验

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地方政府创新的多维分析与回顾

地方政府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应然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设置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创新,但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存在不可持续的隐忧。文章以具有代表性的"优胜奖"获奖项目为窗口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透视,认为治理变革而非政治变革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源泉;政府职能的市场化、行为的法制化、决策的民主化、权利的多中心化是创新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表现出普遍的公共性、全局性、政治性特点,但是非制度化特点十分突出;由于受结构性因素以及非结构性因素综合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社会参与下的新市民社区治理探析——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伴随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求。要实现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新市民社区,即因被征地、生态移民、地址灾害等原因被政府安置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运转的。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等,让新市民在城市适应上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相比城市社区而言有很大差距。文章通过对龙泉驿区新市民社区社会参与情况进行深度调研,并结合国内外社会参与的理论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原因,为新市民社区的治理提出对策性的思考和建议。     

基层治理亟待走向系统性改革

没有县域层面的民主自治,村社自治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其瓶颈桎梏就难以摆脱,基层与地方政治生态中的顽疾也难以根治。应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按民主、科学与法治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将基层治理创新纳入"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与现代国家建设战略同步谋划。从单纯技术层面的政策调整走向系统性改革,从体制、机制与技术等层面,系统设计基层建设与治理的创新方案并稳步推进。从县域层面规划并落实民主自治,切实而真正地推进基层自治,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转型。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