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文化对现代法制的影响及启示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传统法文化对现代法制建设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传统法制文化与现代法制存在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它对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法律受到政治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在形式上是为礼和刑的关系,“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被认为是核心和基础,法是手段,是辅助性的,法律只是治民的工具。近代中国的法制改革,事实上走上了一条实证主义的…     

依法治国与吸收世界法律文明的有益成果

法律作为解决人们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只有当其体现正义公正时,才能有效地稳定和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当一个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缺乏对正义公正的深入思考时,学习其他国家的法律文明的有益成果,发展本国的法律文明就是必要的。正因如此,我们在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要注意吸取世界法律文明的有益成果。     

大胆吸取和借鉴当代西方文明——兼谈文化交往的一个规律

吸取和借鉴全人类文明成果，最主要的是吸取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在吸取和借鉴当代西方文明成果方面，胆子不够大，存在着保守倾向。为了克服这种保守倾向，论文从文化交往中信息流向由高向低的规律、正确认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正视我国社会封建主义传统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我国社会的广泛存在、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等方面，论证了吸取和借鉴当代西方文明成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论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价值追求

“法须是良法”,否则就不会有文明的法治.传统的“法治”文化要转变为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法治文明,必须首先改变其价值追求,从根本上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价值追求,实质上应该是:集中人类以往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优秀文明成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创造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及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法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了解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走中西法律结合之路,从传统文化里搜寻精华,从国情中发现规律,从西方成果中汇总经验,从移植法律中缩短距离,最终实现法律本土化。     

现代化与本土化之辩:中华传统文化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博大悠久的文明样态,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更是本民族代代相传的性格基因,是中国人追求善治的精神土壤。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是另起炉灶、摈弃"本土化"的现代化,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本土化的实质是巩固民族性,现代化的实质是适应时代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谋求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必须自觉走出"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对立思维,以优秀传统文化固基,以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为用,对既有社会治理体系因革损益,作出符合国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无讼法律观的历史功能和当代价值

传统无讼法律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法律观念在维护经济秩序、缓和社会矛盾、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所包含的主张礼法并用、强调道德教化、注重纠纷调解等合理因素,对摒弃"法律万能主义"倾向、预防犯罪、节约司法成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吸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利用.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封建法律文化、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法律思想与司法体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都是法制现代化的障碍。要完成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首先树立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进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法津运行机制,形成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反映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并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文明,加快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步伐,使法制现代化的变革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源动力之一。     

中国法文化四阶段分析

中国社会法文化整体上包括四种形态,即刑法文化、民法文化、法哲学文化和宪法文化。它们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并依次发展,称其为中国法文化四阶段更能从时间上反映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进程。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民法文化向法哲学文化转化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现代化是这一阶段的现实任务,中国公众权利价值观的确立是法哲学文化阶段的根本目标。法哲学文化阶段现实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基本成就将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法文化阶段,宪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将标志着中国社会法治文明的到来!     

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论纲

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党内法规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概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理、法理与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体现。在建党一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新范畴,理直气壮地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之"法"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法学领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培养新时代法治人才后备力量的必然要求。中国法学界应深刻把握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的变革性意义,积极将党内法规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积极推动党内法规学理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大发展。     

环境问题的软法之治

软法的研究逐渐兴起，且在国内法语境下主要是侧重于对这软治理理念的借鉴。软法治理方式的兴盛也是缘于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其中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为研究软治理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根基。在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方式中有许多软治理的方式，但目前这些治理方式没有合适的定位与定性。由于这种理论上的缺失，施行中出现了许多因顿。迎合软法的兴起，吸取其治理理念而提出软治理的理念，并积极借鉴各国环境治理的先进做法，走软硬合作之治是我国现行环境治理的理性之路。     

法治视域下的社会诚信建设

在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诚信缺失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诚信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诚信应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必须依靠法律制度作保障。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监督等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论涉外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

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于2011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在该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案件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该法实施之后,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案件将以该法为基本的依据。因此,该法的实施,对我国涉外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法学教育与法治启蒙

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推行法治不仅要进行法律移植和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法治启蒙。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却未能有效发挥出来,制约了法治秩序的真正建立。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度的法学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推进法治国家的早日形成。     

我国社会法研究之检讨

社会法一词进入我国学者研究视野的时间并不长,社会法还是一门稚嫩的学科。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社会法概念存在泛化的现象;二是社会法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三是社会法研究缺乏实践的观点。目前,我国学者在各种不同意义上所使用的社会法概念难以自固其说,应予以检讨。     

试论中国法治语境下犯罪本质的理论选择——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我国的犯罪本质理论研究应当在中国法治的语境中进行，并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对刑法学提出的突出问题。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在社会政治论域中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无法适应法治的要求；法益侵害说也不符合中国法治的实际；犯罪本质的规范违反说才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有关犯罪本质的理论。     

哈耶克自由主义法哲学思想研究

法哲学是法治时代政治文明精华的体现,法治时代是一个迈向权利的时代,更是一个迈向自由的时代,自由当是我们时代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哈耶克批判地继承了前述理论家们对法律与自由关系的论述,总结前人的思想,艰苦钻研得出了自由就是法律的目的的精辟结论,哈耶克坚信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他的所有的对于法治理论的论述都是为了"自由"这个目的而准备的。虽然哈耶克是以一个资本主义制度顽固的捍卫者身份登上历史的舞台,但是他对待学术所表现出来的鞠躬尽瘁的态度和为现代法治研究探索做出的努力还是值得所有学者肯定和赞赏的,并且为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的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深入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法哲学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是对全世界的公民们还是对法哲学思想家们,这都是意义重大的。     

实然与应然：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危机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面临的“法律自法律，社会自社会”的运行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缺乏中国主体意识的法律移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移植应当立足于本土资源。     

我国改革中依法行政主体的基本类型

依法行政主体无论是在观念意义还是在法律规定上,在我国行政法制度建设中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清晰的概念。依法行政主体不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中整体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仅仅指公共行政事务的承担者,从行政法治角度而言,凡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的主体,都必须依法行政,都是依法行政主体。法律学上的主体无非有组织和个人两类,依法行政的主体也限于组织和个人两种。但是,那些组织和个人能够承担公共行政事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就是相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也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完成,其中对公共行政概念、范围的理解,公共行政组织社会形态的定型,传统上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管制行政向治理行政转变等等的改革成功,都是确立依法行政主体理论定型化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