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真正的民主制”思想中蕴含着清晰的致思理路，以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为逻辑起点，以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为逻辑主线，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为逻辑延展，最终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逻辑旨归。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当代表达，既与“真正的民主制”思想在哲学基础、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同质性，又从目标定位、关注视角、理论形态与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发展了这一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质。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之学术论证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之所以是成立的,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学术独立性:不仅公共领域及其观念源远流长,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现代公共领域理论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内容和学术发展逻辑;同时,公共领域概念本身也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因此,把公共领域问题从市民社会理论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话语加以专题性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策科学的演进逻辑与范式变迁

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在世界各国和各领域因其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蓬勃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政策科学势必面临各种新的挑战。文章以政策科学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归纳总结政策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演进逻辑,提炼出政策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路径。同时,文章针对现阶段政策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对民主性或科学性的盲目追求,提出今后政策科学应当促进民主与科学的融合以及跨学科研究,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新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中国政策科学的繁荣发展。     

马克思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构

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由黑格尔国家决定社会的理性国家观倒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其演进经历了幻灭、动摇、追求、建构四个主要过程。从其拨乱扶正的解构与重构历程中可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一样的市民社会就会衍生不一样的国家,同时国家又反作用于市民社会;其二,国家与社会的统一不是无条件的;其三,在治理与善治的框架下只有国家、社会组织、市场的三足鼎立才是达成社会善治的理想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野中的群众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野中的“群众路线”,是中国特有的国家形态和社会政治形态的特殊产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野中,“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者在本质要求、实践主体、运行路径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和内在的必然联系.沿着这一逻辑和路径,我们可以勾画出“群众路线”如何成为中国政治逻辑中民主的基本概括与本质体现的政治运行轨迹.     

论哈贝马斯市民社会论域中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它既区别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又同国家这种公共权威领域迥异。公众舆论是公共领域作为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的主要标志,其基本功能是对以支配性权力为凭借的公共权威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调节。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重建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是构建真正的民主制度和秩序的前提。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使市民社会理论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两分图式发展为“国家—社会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三分图式,为当代公民社会理论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及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又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明确,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历史检视,得出中国必须借鉴和超越西方市民社会构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出现大起大伏的波动,并根据中国国情,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     

中国方案为全球化走出困境提供新路径

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间席卷世界，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其导致的后果也大不相同。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一些国家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全球化的困境主要是：全球化是各国发展的玫瑰园还是失乐园，全球化是各国的发展路径还是发展陷阱，全球化是进一步演进还是因逆全球化而停滞等。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塑造力主要有两种：西方跨国资本的推动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在全球的蔓延。这两种力量致使全球化陷入困境，未来全球化演进的路径需要新的理念和动力来推动。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也是最大的贡献者，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的未来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符合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正义逻辑。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建设

“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典型西方血统的范畴，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市民社会，中国是否具备其发育的条件，这是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市民社会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议题。”持否定观点的有两类：一是主要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作为问题的评判标准来看中国的现实，认为由于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中西方市民社会形态发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年政治哲学三题辨正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早年先后经历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个阶段;他早年的政治哲学立场是卢梭式的民主主义立场;其哲学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命题。通过对马克思早年所有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真正民主制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批判才是马克思早年的理论活动的中心;而马克思的立场与卢梭等近代哲学家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但在官僚制国家与真正民主制国家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两个大局”形成与演进机理探究

“两个大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及今后国内国际一段时期总体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是迈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指南。“两个大局”相互映照、相互促进,具有内在演进机理和发展逻辑理路。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必须深刻认识“两个大局”的辩证关系,高度把握“两个大局”的动态性、主动性、互动性,对发展形势有准确判断,对发展方略有系统谋划,对发展路径有清晰定向,切实回应时代之声、做好人民之题、答好历史之问。     

关于市民社会范畴演进史的综述

“市民社会”是社会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由于时代背景不同,思想家在运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差异很大,其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将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具体分为五部分,即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国家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共产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进行讨论.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理论的适用条件及其当代价值

考察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理论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嬗变,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清晰分离是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前提.即便当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逐步由对抗走向融合,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理论也只能说是部分地失效了,它的适用条件仍然存在,在传统法律的调整领域其必须被充分地尊重.而在当代中国“强势公权”之语境下,法律性质公私二分的理论则更有其独特的价值.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该理论对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多元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梳理是对该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的关系是提高理论认识的关键。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发展模式的研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路径。     

我国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研究

随着市场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空间的自主性逐渐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完善,我国的市民社会已经有了基本雏形,但同时也面临很多困境,只有成熟健全的市民社会才能有效地协调国家与社会二者的关系。因此,正确认识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对我国市民社会的演进分析以及我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探究,来分析二者间存在的问题,并概括相应的应对措施。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