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成都“五项制度改革”的理论思考和路径探索

"五项制度改革"是成都立足实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改革。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对财政收支结构、分配模式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步伐;国资国企经营评价制度改革,构建重视可持续投资收益的国有资本经营评价体系,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基础环境;土地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打造有弹性韧性的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实施土地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提升成都土地资源管控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管理和动态调整制度改革,搭建以多元主体公共对话、协商和协作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企业扶持激励制度改革,提供精细化的政策支持与公共服务,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区域引领力的高质量企业"雁阵"梯队。     

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区际警务合作制度研究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有组织犯罪也呈现出跨国、跨境的趋势,并利用不同国家间、不同法域间的立法、司法的差异与冲突逃避打击。尽管两岸四地警方不断探索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警务合作的途径,但是,由于四法域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的合作仍不尽理想。如何在"三法系四法域"的背景下,建立科学有效的区际警务合作制度应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然。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打击跨境犯罪警务合作机制之构建

建立与完善打击跨境犯罪警务合作机制是有效打击跨境犯罪的必要手段,也是契合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跨境犯罪的形式主要有毒品犯罪、电信欺诈、网络犯罪、洗钱犯罪、走私犯罪、恐怖袭击等形式,案件发生具有跨法域性、犯罪主体的组织性、利益追求的非法性、犯罪手段的现代性、侦查主体的复合性、危害结果的巨大性等特点。只有构建跨境直接联系制度、跨境追逃协助制度、涉案财产追缴协助制度、跨境犯罪的"控制下交付"制度、定期的互访交流制度、警务合作的专业团队、犯罪信息查询共享机制等警务合作机制,才能有效打击跨境犯罪。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政治经济分析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很大程度是缘于公共组织的制衡设计原则和公共服务的交叉特征所导致的“反公地悲剧”。基于已有研究的成果,从水平层面和垂直链条两个方面可以构建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反公地悲剧模型,而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部门多头管理、回应公共需求变化的能力弱以及以部门利益阻挠公共利益的实现。要治理这种反公地,必须从理念转变、制度建设以及财政政策转型等方面创新公共服务体制。     

互赖式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基于武汉市R社区C柔力球队与A社区Y歌舞队的对比分析

社区治理应是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展示舞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应建立平等协商、合作互惠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民间"草根组织"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赖式社区治理结构",但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这种治理结构往往以"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呈现。"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因其民主性低、高风险性、"互赖空间"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所能实现社区治理成效的有限性。为了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社区治理结构应从"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向"平行型平等性互赖治理结构"转变。     

打击跨境经济犯罪警务合作制度建设与完善

近年来,随着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日益频繁,跨境经济犯罪的数量和种类迅猛增长。跨境经济犯罪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已经成为各区域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有效打击和防范跨境经济犯罪的蔓延,两岸四地尝试进行相关警务合作,先后建立了一系列警务合作的制度框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跨境经济犯罪涉及各方的法律制度、信息共享等多方面因素,两岸四地在警务合作中也面临着法律冲突、缺乏有效的合作实施机制等困境。打击跨境经济犯罪警务合作制度,应协调各法域的法律制度,完善区域警务合作制度,构建区域犯罪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区域警务合作的实施机制。     

重构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目前,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矛盾: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分工不明确,不规范;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和"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体制,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够重视;现行分税制造成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央对地方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政绩考核机制不科学,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范围;规范中央对地方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以"公共服务+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服务问责制。     

组织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多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

公共服务多主体参与供给是当今全球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大趋势。近几年来,中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也注重采取多主体参与供给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发挥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并将他们吸纳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但不同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水平滞后。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不仅需要多元主体参与,还需要各个主体间有效互动产生相乘效果。构建良好的供给主体间的关系成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要求。组织间网络理论作为分析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理论与公共服务的多主体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可以在多主体参与供给的基础上建立不同主体间的组织间合作网络。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构建应从网络的行动者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着手,包括行动者的选择和网络结构的设计。网络行动者的选择应考虑网络供给主体的目标、过去的合作关系及网络行动者的资源。不同的网络行动者在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政府主导的网络结构。     

社会企业与公共服务创新

当前,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体系,是提高我国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基本途径。作为公益与商业相结合的组织形态,社会企业致力于以商业性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在组织、观念、模式、内容和方式方面建构起"五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创新体系。社会企业是兼具非营利属性与营利属性的组织形式,它把企业家精神注入到组织运转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建立起与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以及传统企业的合作网络,致力于弥补公共服务领域的空白,寻求构造特色化的组织运营工具,最终实现公共服务的目标与价值。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青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当前,在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存在着观念滞后、认识不到位;城乡分割的二元思维定势;体制机制不统一、不完善等问题。因此,进一步转变观念,以"城乡统筹"为着眼点,以"富民强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以"公共服务"为切入点,选准突破口,通过深化改革,以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提升青岛市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效能研究

在应急管理中,社会组织是政府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应急管理体系。青岛市应急管理在吸纳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对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缺乏整体性的规划;相关的机制建设还不健全;支持系统存在薄弱之处。解决对策：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并完善专业化应急队伍分类制度、认证制度、激励制度以及保护制度;重视应急志愿者的技术培训;加强志愿者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出台地方法规或规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存在不均等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采取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等措施。     

两岸跨境犯罪新情势、新问题分析

2010年的"1011"与"0810"项目,以及2011年的"0310"项目行动,让人们见识到跨境电话诈骗之猖獗。事实上,打击跨境犯罪的困境,体现在"跨境"的字义上。从犯罪人的角度而言,跨境犯罪的实施,便意味着增加了执法机关追诉的困难并降低了犯罪人被捕的风险。另外,在此信息社会下,两岸跨境犯罪呈现组织化、科技化、隐蔽化、严重化及被害普及化之新趋势,传统跨境治理体系已无法处理日益复杂化的全球跨境犯罪问题。如何避免全球治理缺口,即"管辖权的缺口"、"参与性的缺口"、"诱因性的缺口"及"功能性的缺口",成为当前防治跨境犯罪急需注意的课题。所以,未来两岸为了有效防治跨境犯罪,应以全球化治理的观点来检视两岸跨境犯罪问题,以强调"网络"、"互赖"及"规制"的特质(低政治、高功能),建立一个永续合作的发展模式,共创两岸人民双赢的局面。     

“强镇扩权”:如何“强镇”如何“扩权”?

"强镇扩权"不仅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改革乡镇政府体制的迫切要求,也是适应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对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强镇扩权的核心内容是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进而推动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创新。强镇扩权也有边界,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我国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模式构建

特大城市是我国行政区划中重要的地方形态,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性,这对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模式提出了特殊诉求.在特大城市视阈下,要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良性化,应实现政府主导供给、社会自主供给和市场自发供给三种模式相结合,构建一种综合联动型的公共服务制度供给模式.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路径

本文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协调的角度,明晰政府间事权划分,合理分配财权及收入,保障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总平衡;建立和完善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考核机制以及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利益诉求机制等三方面完善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以期实现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公民福利水平。     

行政吸纳与社会引入：基于制度空间对民政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并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由于不同制度（要素）间存在着结构性不均衡、不协调,出现制度“套叠”现象,进而产生制度空间,这种“套叠”所形成的制度空间是人才队伍建设研究的逻辑起点。民政人才队伍建设正处于行政吸纳逻辑下的社会化引入阶段,存在着“政社共治”非均衡空间、“引育管用”碎片化格局、“合作空间”在地化重构等问题。对此,迫切需要推动行政吸纳社会向行政吸纳服务转向,制订民政服务清单,开发民政服务项目和岗位,在健全标准体系的基础上优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不断壮大民政领域社会化专业人才。     

公安学科建设和智库发展的共进互促——以制度联动为视角

公安学科建设与公安高校智库发展具有互促性。在新学科建设背景下,公安学科建设应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助力学科发展;同时,公安高校智库的发展要遵循学科发展逻辑,以公安学科发展为依托拓展智库能力。公安学科建设和公安高校智库的互促性在制度方面主要体现为学科组织与智库组织的制度联动。定位明确、制度增效、多元包容是制度联动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具体制度联动设计中,人事制度联动的关键在于学科组织和智库组织的人事制度联动模式选取及学科组织人员的兼职聘任制度和激励制度设计;经费管理制度联动的重点在于资金来源多元拓展和资金支出的共享和分享;评价制度联动的要点在于学科评价和智库评价的前瞻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嵌入性;交流制度联动的侧重在于鼓励学科和智库各自交流活动中的优势发挥及人员的交互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