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公平的新路径——德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社会对称"理念述评

为了克服战后以来的首次经济危机,德国社民党与联盟党于1966年组成大联合政府.社民党经济专家卡尔·席勒担任经济部长后提出"社会对称"的理念,它主导并影响了社民党60至70年代的经济及社会政策.本文拟对这一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核心内容和实践效果加以评述,以期更好地了解德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稳定经济、缩小贫富差距、促...     

德国大联合政府对华政策探析

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本文试图以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为引导,阐述默克尔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重点为联盟党的对华政策战略。本文的主要关注点还包括联盟党与社民党对华政策分歧以及对中德关系的影响。     

大联合政府中的社民党

自2005年秋季德国黑-红大联合政府执政以来,人们对其所抱的希望和期待正在逐渐被失望和不满所取代.特别是作为执政伙伴之一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党内受到传统派和改革派左右翼的困扰,对外则面临着来自新左派党和联盟党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与其长期盟友工会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这一切都对社民党的形象及该党2009年的大选前景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民党:以德国2002年大选为例

以德国 2 0 0 2年联邦议院选举为案例 ,本文从执政表现、选举战略和政治机会环境等三个方面对影响西欧社民党选举政治表现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就德国而言 ,其东部地区突发水灾与中东地区战争危险骤增等机会环境因素和施罗德领导下社民党的积极竞选战略 ,而不是经济振兴与减少失业和新右翼政治议题主导了本次大选。结果 ,德国社民党主导的中左“红绿联盟”在最后时刻再次赢得了主体选民 ,而大选前曾长期在民意测验中领先的中右联盟党未能笑到最后。     

2005年德国大选关键词：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

充满悬念的2005年德国大选在9月18日进行了全民投票后,组阁形势仍未明朗,令人无法拨云见日. 红、黑两个大党社民党和联盟党各获34.3%、35.2%的得票率,其预计结盟的伙伴绿党和自民党分别获得8.1%和9.8%的得票率,另有8.7%的得票率为左派党所获得.如此,红-绿联盟及黑-黄联盟均未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组阁下届政府.德国媒体就此指出,尽管未来政局还不明确,两大政党也各不言败,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德国尚未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对于未来政府来说,这是再坏不过的征兆了."     

2011命运之年?——德国社民党的危与机

社民竞今年不得不摒弃在五竞格局中继续作为全民党存在的想法,但无论是党的领导层,还是社民党自身,目前均未承认这一点.这对社民党是不利的,因为它尚未在德国政党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社民党仍有着良好的机遇,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像社民党那样拥有可以与所有政党组成联盟的优势,这将强化它在政党谱系中的地位,扩展它的权力选择,而能...     

美国蓝领工人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取向变化趋势——基于1980～202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

通过分析1980～2020年的美国大选民调数据，可以发现蓝领工人的投票取向在这一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政党认同，而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摇摆。经济和种族议题在美国大选中对蓝领工人有很强的动员作用。当发生经济危机时，民主党的经济主张更有吸引力;而近年来共和党在贸易保护相关议题和种族议题上更能获得蓝领选民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经济形态，对于蓝领工人投票取向的变化有着深远影响。一方面，蓝领工人的经济地位下降，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种族意识抬头;另一方面，工会的衰落瓦解了蓝领工人的政党认同，加剧了碎片化议题对他们的影响，从而给民粹主义的煽动创造了机会。     

2011德国超级选举年与联邦州政治格局的重组

今年德国有7个联邦州已经或将要举行州议会选举.因此2011年在德国被称为超级选举年。在2月20日汉堡的州选中,基民盟的支持率由上届选举的42.6%骤降至21.9%,绿党获得了11.2%的选票,略有上升。社民党一改3年前的颓势,以48.3%的得票率在新一届议会中跃居绝对多数席位,由此成为该州惟一执政党。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3月20日举行了州选,与上次选举相比,基民盟、左翼党和社民党得票率保持稳定,最大的变化是绿党和自民党的＂一进一退＂。绿党获得7.1%的选票,在13年之后重新进入州议会。相反,自民党的得票率下降至3.8%,不得不退出州议会。     

"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评析

"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是俄国第一大党。它自称人民党,是代表俄罗斯全民族利益的政党。它的思想基础是"政治中派主义",宣称采取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中间立场;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主张"保守主义";对苏联历史在批判其消极因素的同时肯定其积极成果;全面支持普京总统的路线政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保护人权和生态环境;要求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结合起来;外交上支持普京总统推行多边务实政策。俄国政党制度目前虽然保持多党制形式,实际上出现了一党独大的格局。"统一俄罗斯"党与普京总统结盟使它的影响迅速扩大,但也造成了对总统的高度依赖性,出现了"强势总统、弱势政党"的局面。     

从“第三条道路”理论看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哈茨改革的分析

为了改变德国所面临的高失业率等困境，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推出了《2010改革议程》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其中包括了针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的“哈茨改革”。本文首先从历史纵向上分析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然后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依托，指出哈茨改革带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范式变迁，即德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已经从积极型转向了激励型，这种转向不只是体现在政策目标上，而且也落实在具体政策措施上。本文最后论述了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期间以及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对哈茨改革的部分修正。     

新经济时代下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之路--德国北威州文化产业发展经验解读

德国北威州是德国重要的文化产业中心.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北威州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其发展模式,如资助艺术家创业、积极创造外部环境条件、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等等,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匈牙利与俄罗斯比较研究

产权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取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式.而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又取决于是否存在制衡政府的力量及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变迁在"剧变"之前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存在能够制衡政府的社会力量,也就不能突破"诺思悖论",最终走上了激进的制度变迁道路.匈牙利的产权制度变迁在转轨之前也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一个非国有经济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渐改变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匈牙利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面,最终采取了渐进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使两国表现出迥异的经济绩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进一步减少,职员、公务员等新中产阶级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更为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后物质主义问题。社民党仍然坚持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主的物质主义政策主张,无法得到广大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这是该党这一时期无法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1998年的竞选纲领,再到2003年的《威斯巴登声明》,社民党最终提出了一个全面转向中产阶级的纲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的转变是其这一轮转型的主要标志。不断右转的社民党陷入了转型的定位困境。     

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

印度"东进"是一个战略系统,其要素由南亚地区战略、 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印太战略"等构成.南亚地区战略构成了印度"东进"的基础,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体现了印度在"东进"上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印太战略"则更加明确了印度"东进"的战略形态与内容.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由一般性战略逻辑和特殊性战略逻辑构成,这两种逻辑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出从普遍排他性到特定排他性、从经济为主到安全建构、从非结盟到结盟行为体、从地区权力到全球权力等方面的变化.印度"东进"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其逻辑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互信程度将长期保持很低,甚至是赤字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9·11事件"对东南亚伊斯兰文化圈的冲击

"9·11事件"对东南亚的最大影响之一,是使该地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发生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影响该地区主要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进而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还有可能改变地区政治格局.     

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

有关欧洲穆斯林问题的大量研究,往往都关注穆斯林群体在西方世界中身份的建构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紧张关系。但这些分析可能恰恰制造了某种盲区,因为它忽略了文明冲突表象下的阶级问题,也忽视了少数族裔的极端暴力行为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本文认为,今日欧洲的穆斯林问题,不仅仅是宗教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怖主义问题,而且还是福利国家中的阶级压迫以及西方代议制民主危机的结果。所谓文明冲突,很可能是少数族裔、移民群体无产阶级化的结果,而不是源于欧洲穆斯林整合困境的深层次的原因。而从阶级分化这一因素出发,我们可以摆脱将宗教视为自然属性的偏见,从而深刻认识到伊斯兰教对于外籍劳工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上的意义。宗教和身份与其说是人的自然属性,不如说是成长于特殊经济基础之上结合独特文化元素的产物。因此,以一种基于阶级、身份等多维度而展开的更为丰富立体的视角来分析欧洲穆斯林的问题,将有助于研究者摆脱简单的印象式、描述式研究的局限,从而避免倒因为果的危险。     

德国的友好型政教分离:理念、原则、制度与成因

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德国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友好型政教分离.这种模式确立了国家对宗教的"干涉禁止"和"认同禁止",但反对国家对宗教的"漠视诫命"和"行动禁令",其基本态度是既确保国家与宗教在制度上的分离,又允许甚至鼓励二者之间的"交互关注与合作".在法律原则上,友好型政教分离体现为国家对待宗教的"兼容开放型中立"和"供应的平等".在制度设计上,友好型政教分离落实为公立学校宗教课程、宗教公法团体制度等国家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德国的友好型政教分离首先是历史的产物,但在今天,其证成来自对宗教自由基本权利的保障.     

从“两个半政党制”到“流动五党制”——德国政党体制的类型转变?

德国延续了二十余年的"两个半政党制"被"流动五党制"取代。在2009年秋季大选中,左翼党取得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再次确立了其在联邦议院中的地位,其他小党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全民党、尤其是社民党的失利让人触目惊心。本文根据尼德梅耶确定"两党主导"的温和多党制的标准,认为2009年大选使得德国完成了从"两党主导"型到多元化型的类型转变,而"两党主导"特征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作者分析了2009年完成这一类型变化的原因和该变化对德国政治格局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德国政党体制的前景。     

中亚"三股恶势力"问题析论

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成为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以"乌伊运"为代表的这些邪恶势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在费尔干纳等地频繁制造恐怖暴力事端,以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中亚"三股恶势力"问题的凸现,具有相应的国际背景和社会根源.在多层次的国际安全合作中,上海合作组织遏制"三股恶势力"的努力令人瞩目.近来中亚安全严峻局势表明,彻底铲除这些邪恶势力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