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新史料表明：召开此次全会及提交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候选名单，系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2月提出；全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亦为共产国际所起草。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合作不成功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博古、李德等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与王明路线的终结

毛泽东以团结多数的斗争艺术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结束了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 ;以避实击虚、稳扎稳打的斗争艺术确保了遵义会议的最后成功 ,彻底挫败了博古李德反攻倒算的图谋 ;以主动求援的斗争艺术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使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最终战胜了王明的挑战而进一步稳固。总之 ,是毛泽东领导全党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最终战胜了王明路线     

李立三在莫斯科——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袖李立三而作

1930年10月,李立三被中共六届中央派去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批判。同时遭到王明一伙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苏联克格勃的逮捕。李立三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斗争的精神。之后,他主编《救国时报》等中文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传播马列主义。他个人的婚姻也得到完满解决。     

论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确立

共产国际七大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后,中共代表团随即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思想。这一思想传达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不失时机召开瓦窑堡会议灵活地接受了上述思想,及时巩固与发展了《八一宣言》的重要思想与精神成果。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又对这一方针进行了细微的修订。     

王明右倾投降错误和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

抗战期间,王明右倾投降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不甚了解,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条式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同时也来源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苏联利益至上"。     

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和贯彻六大路线的影响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24年历程中,既有伟大的成功,也有令人遗憾的错误。它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影响就典型地反映了其功过是非。本文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反"左"到推动中共"左"倾为经线,从肯定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有功、强制中共背离中共六大路线有责、中共自身有背离六大路线的"左"倾思想基础三个层面来体现本文的立意。我们要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态度,认清"左"倾错误之顽固、危害之深,这是本文要旨之所在。     

论二大前后中共组织精神的两条底线

马林与中国同志围绕组织问题出现以下分歧：一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是跨党问题，三是组织生活问题。中共二大在组织思想上出现较大调整，其核心精神是“以我为主”来引导中国革命，明显区别于马林之“以我为辅”来推动革命。中共二大决议与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有诸多原则性差异，这表明中共即使在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初期。也力求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性，没有放弃对革命形势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独立判断立场；在中央高层的意识中仍然是一个中国党。     

《英勇的西征》文本形成及文献价值探析

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的俄文记录稿,有关人员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俄文版刊发了《中国红军的“铁流”》。在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基础上,有关人员进一步整理并在《共产国际》中文版刊发了《英勇的西征》。《英勇的西征》是在国际上全面介绍中央红军“西征”的最早中文文本,弥补了俄文版《中国红军的“铁流”》存在的不足。《英勇的西征》成功构建了红军长征话语体系,经过1954年的修改,更成为红军长征史书写的范本。《英勇的西征》留下了研究土城之战、飞夺泸定桥、长征期间兵员补充、红军政治工作、基层干部配备以及日本对华渗透手段的珍贵史料,也为揭穿王明在《中共50年》中的肆意抹黑提供了有力证据。     

共产国际试图影响孙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战略的努力与失败

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民族革命同时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并制定了以“分配土地”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战略设想。共产国际以国民党改组为契机，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试图修改国民党党纲，造就一个“革命的雅各宾”国民党来实行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中共和苏俄的驻华代表推动孙中山和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战略。对此，孙中山国民党不赞成激进的“分配农民土地”的办法；中共对于用“没收土地”的激烈方法来组织农民参加革命准备不足；共产国际的“土地革命”战略设想也不尽符合中国实际。共产国际试图影响孙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战略的努力归于失败。     

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兼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党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完全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本文认为,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组织保证;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为他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遵义会议以来中共的正确领导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召开的,是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上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盲动主义错误的主要施行者,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人,又是大会的主要被批评对象。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因犯过盲动主义错误,失去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其领导职务被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接替。由同一个人来承担党代会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接受者以及唱主角的组织者,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是惟一的一次;而一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唱主角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又没有被大会当选为继任,这同样也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的惟一一次。另外,六大诞生了中共党的历史上惟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可以说,这么几个"惟一"都与共产国际的直接安排密切相关。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其领导的妇女运动也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创立之初就广泛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着手培养妇女干部和创建妇女运动组织。中共"六大"后,随着中国革命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借鉴苏联经验,在中央苏区艰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妇女解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论共产国际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的关系十分密切。客观地讲，共产国际的支持，是毛泽东核心地位得以确立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革命时期中共与第三党党际关系演变原因探析

第三党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民主党派。革命时期中共与第三党的关系曲折发展，经历了从批评对立到通力合作的两个阶段．究其原因是由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发展、中共政治路线的变化、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及第三党对中共政策认识的转变造成的。深入研究革命时期中共与第三党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原因，对于现阶段建设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由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代表、留苏学生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存有分歧,导致毛泽东党内地位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对此并不知情,而是称赞毛泽东的革命观点,批评共产国际代表和留苏学生打压毛泽东,认可毛泽东领导地位.本文主要探讨毛泽东受共产国际代表和留苏学生的影响,党内地位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方向,并得到共产国际支持,最终确立了领导地位.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论争

对富农问题的不同认识,是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产生的主要分歧之一。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提出了一条对富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正确策略,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但随着联共(布)党内反右斗争的不断加剧,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主张坚决地反对富农。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之间就此引发了一场论争,结果,他被视为以“右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为后来的政治命运留下了阴影。     

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

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时,中心是力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在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共产国际在方式上注意进行原则指导,发出的指示多是以建议和提醒的口吻,不像过去以僵硬的命令口吻。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尊重的,对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在执行时,不像过去那样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两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