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认知对现代教学的启示

具身认知的思想来源于历史上对二元认识论的批判,它主张心身一体,认为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随着具身化、情境性、生成等概念的融入,具身认知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动作内化等关键概念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具身认知的实质内涵。借由具身认知思想的重要启示,摆脱二元认识论对教学观念的束缚。     

试论后认知主义的兴盛及其意义

后认知主义是在对认知主义的批判中诞生的,其中有代表性的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取向有生态心理学、话语心理学以及具身认知;后认知主义兴盛的意义是: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发展,认知研究从最初的控制条件下转向原生态的自然条件,科学与人文心理学从对立走向整合。     

浅谈认知重评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Gross提出了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认为情绪调节是在情绪发生过程中展开的,其中主要有两种调节策略,即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大量研究表明认知重评和积极的结果相联系,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方面。认知重评对抑郁症、焦虑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社会功能产生着影响,情绪失调是抑郁症、焦虑症、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主要症状,而认知重评对这三者所产生的负性情绪具有有效的调节作用,对抑郁症、焦虑症、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社会功能具有改善作用。同时,认知重评策略还能促进个体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为个体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金融市场假说:2013诺奖得主的分歧及其弥合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致力于把新古典金融理论引入主流经济学,而另一位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则是通过行为金融视角探析资产价格的动态。由尤金·法玛集大成的有效市场假说和以罗伯特·席勒为代表的行为金融,对于如何看待金融市场的本质,曾经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和激辩。二者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市场参与者决策行为的不同假设上,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投资者的决策以理性预期、风险厌恶和效用最大化为基础;而行为金融则指出投资者并非理性,且其风险偏好具有时变性,在投资决策中经常受"认知偏差"和"有限套利"的影响,认知偏差导致市场产生错误价格,而有限套利则使价格错误成为常态。伴随着长期学术争鸣而来的是更多创新性观点的涌现,其中由华裔金融学家罗闻全提出的适应性市场假说,弥合了有效市场假说与行为金融之间的分歧,为两种理论建立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分析框架。     

论统治视角中的官僚制

官僚制理论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并作出了深入研究的问题。在韦伯之前 ,虽然也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 ,但只是在他这里 ,官僚制理论才第一次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而存在。在韦伯之后 ,官僚制的问题是 2 0世纪学术思想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几乎所有 2 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们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但是 ,所有谈到这个问题的人 ,无论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采用批判的眼光 ,基本上都是对官僚制作出了统治的理解。这就是官僚制理论和实践出现全面危机的根源。当前 ,一场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正在进行 ,要想真正有所建树 ,当务之急是走出统治的视角     

德沃金的权利公正论及其当代意义

德沃金提出了强势意义的权利、平等的关心和尊重的权利、道德权利等观点 ,他认为权利是通往社会公正的唯一选择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权利公正理论。针对当前世界出现的社会公正问题 ,研究这个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唯物史观与政治的能动作用

本文对政治有"主要的决定的"反作用问题从理论、历史和文献角度进行了考察,认为毛泽东的提法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致并有发展。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个提法遭到冷淡、曲解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只有全面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他的人性论和个性观基础上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他主张通过革命改造社会,然后达到"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目的。同时他认为改革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他把"真正共产主义者"作为一种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并多方面论述了其独特的时代和阶级特征。毛泽东的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他早年"新民"思想的扬弃,同时也对他建国后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时期江泽民同志对我党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展

新时期江泽民认为党的作风关系重大 ,并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 ,提出反腐败斗争是党风建设的重点 ,并把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 ,为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试析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

曼海姆通过对现代认识论与心理学研究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以环境决定知识和群体知识决定个人知识等观点为核心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他认为以往知识理论都是政党政治的产物,而知识社会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门超党派、为人类服务的纯客观的知识体系。尽管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深化了存在论向度的知识问题研究,但由于其对社会问题把握缺失总体性综合式研究思路与方法,因而显得抽象、空洞并难以实现。     

基于扎根理论的网民公共政策态度形成研究

运用扎根理论,采用网民对宁波公务员错时工作政策评论的案例,对网民政策态度的形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对网络评论帖进行编码分析,本文发现“印象”和“比较心理”在网民的政策态度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印象主导网民的政策认知,比较心理催生政策情绪;通过进一步讨论,提炼出“政策认知定势”和“政策沉淀”概念,认为“政策认知定势”和“政策沉淀”分别是导致网民政策认知偏差的主客观因素。文章还初步归纳出网民政策态度形成过程模型和网民政策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     

超越皮尔士的达玛西奥情绪与感受探析

情绪、感受一直都是哲学家、心理学家们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是两个容易让人混淆的概念,它们的内涵相互交错,相互作用,彼此都无法完全脱离对方。皮尔士在研究过程中把二者同义使用,还提出了情绪具有无用性,而达玛西奥则对二者进行了定义区分,从神经科学、脑科学角度深入挖掘情绪、感受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皮尔士的相关研究,填补了他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缺。     

国内外情绪智力研究述评

情绪智力是传统智力所忽视的一种智力,它主要研究情绪、情感、感情在智力活动中的功用以及它们与认知密切协同作用处理情绪性问题的能力。通过检索近年来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中有关情绪智力的相关研究,详细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有关情绪智力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并指出目前国内有关情绪智力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论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说

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说是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一种假定性或推测性表述,其具有如下特征:假定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生成步骤有三:一是寻找已有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冲突地带";二是提出推测性构想;三是做出各种预见。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提出方法,包括逻辑方法、数理方法与直觉方法。验证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一般有两种路径:直接验证路径与间接验证路径。     

应注重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内涵

国内外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成果,但也有不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江泽民提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丰富的时代内涵。当前应着力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霍布斯绝对君主政体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霍布斯是近代西方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他主张君主专制政体,认为绝对君主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通过对他的政体思想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在反对神权与封建割据中的重要性,并对其政体思想进行反思与总结,对于更深入全面理解他的政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所借鉴具有重要的意义。     

情商对领导力的提升作用

情商（EQ）的概念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的沙洛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梅耶提出的。1995年，作为情商理论主要传播人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在《情绪智力：为什么它比智商更重要》一书中进一步继承发展了情商的理论。经过研究，戈尔曼提出情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能力：自我认知，即认识自己的情绪；     

试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及其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民族定义,是由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提出的这个民族定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对于全面论证和正确阐明俄国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纲领,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民族纲领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各国马克恩主义政党解决民族问题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国A股IPO抑价现象研究

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持续处于较高的水平。通过对询价机制实施以来的IPO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选取2001—2004年"半市场化"阶段的数据进行对照研究,认为,由于我国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各有其特殊性,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对于解释我国IPO抑价问题并不适用。另外,通过定量分析IPO抑价与市场涨跌的相关性,阐述了现阶段我国IPO抑价的根源在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短期过度追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多元视角下“幸福-收入”的异质关系

基于相关文献和已有研究,把幸福区分为认知幸福与情绪幸福。研究发现,高收入者的情绪幸福感并不高,但认知幸福感更高;在满意度、情绪体验和生活质量上,低收入者明显不高;在收入与幸福感之间,获得感和年龄分别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能给个体带来更高的总体幸福感,但却能有效缓解负面情绪、减少消极生活体验,进而提高生活质量。这些发现为理解幸福与收入的关系差异提供了多元视角和异质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