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套路贷”犯罪中罪数问题

"套路贷"犯罪作为一种由基础行为和索债行为构成的复杂犯罪,不同犯罪手段的组合、不同犯罪的情境等都可能导致案件定性或罪数处断截然不同。判断"套路贷"犯罪中的罪数,原则上应以犯罪构成的符合次数为标准,同时也必须考虑刑法的特殊规定,参照合理的司法实践经验,在个案中个别判定。     

司法实务中套路贷案罪数认定探讨——基于近年百余份案例文书的实证研究

司法实务中关于办理套路贷案件系列指导意见对套路贷犯罪给出了若干原则性规定,但罪数认定标准未明确,各地方司法机关在罪数认定问题上观点不一。套路贷犯罪阶段性行为特征包括设立"债权"阶段和违法"催收"阶段。学界对于套路贷罪数认定有不少的观点争鸣和理论分歧。实践中套路贷案罪数认定要以罪数理论为基础,以不法催收手段为重心,明确各阶段行为个数,注意各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交叉与竞合,从一罪和数罪情形分别把握。     

“套路贷”犯罪模式解构与罪数问题探讨——基于两高两部“2019·04·09”《意见》

"套路贷"犯罪过程的实施往往包含多种环节,触犯多个罪名。典型"套路贷"犯罪一般具有恶意签约、制造违约、垒高债息和不法索债四个环节,根据恶意签约环节和不法索债环节的行为是否触犯同一罪名为标准,可将"套路贷"犯罪分为触犯同一罪名和不触犯同一罪名两种犯罪模式。两环节行为触犯同一罪名时,属于同种数罪且不应该并罚,两环节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时,应认定为牵连犯,择一重处。     

吸收犯概念及其性质辨析

吸收犯,是指出于数个不同的犯罪故意,实施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侵犯数个不同的法益,触犯数个不同的罪名,具备数个独立的犯罪构成,本应成立数罪,但由于数行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故在处理时仅作为一罪的情况。作为处断上的一罪,吸收犯以行为要素上的复数性、罪名要素上的相异性和数行为关系要素上的相对独立性为其本质属性。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名的认定问题

如何区别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的"货物"与"物品",应以是否用于销售作为标准;行为人一次性走私不同对象,应遵循"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按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应从立法上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罪名进行完善.     

非法采矿的罪数理论及其适用

非法采矿现象的蔓延源于暴利,刑事打击不科学反而助长了非法采矿的势头。非法采矿的危害不仅仅是国有矿产权,还包括对矿业市场进入制度、公众健康与安全、生态环境权以及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危害。非法采矿属于系列犯罪,必须对非法采矿进行综合惩治,并依罪数理论评价和处断,才能及时、准确地惩治犯罪。非法采矿罪是基本罪,由此导致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牵连犯罪、想象竞合犯罪以及异质数罪等。对非法采矿的罪数处断,分别从一重罪处断后进行再处断,这就依靠罪与罪的平衡原理去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非法采矿犯罪具有许多其他领域不存在的犯罪特色。     

浅论想象竞合犯及其处断原则

想象竞合又称想象的数罪,观念的竞合。作为罪数形态的重要问题,一直以来都极具争议。想象竞合是竞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滥觞于德国,近代以来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现行刑法虽未对想象竞合有明文规定,但学界普遍观点认为想象竞合犯属于一罪的基本类型,处断原则上采取从一重罪处断。这一理论基础是想象竞合犯构成仅有一个行为,虽触犯多个法益,由于刑法禁止重复评价,故而仅为一罪,想象竞合作为实质数罪,理应依照刑法69条规定数罪并罚。     

虚假诉讼罪司法解释适用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研究——以“套路贷”案件为例

"两高"最新司法解释针对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定罪量刑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但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及虚假诉讼的疑难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对虚假诉讼行为的认定需要考虑行为方式与后果两方面。"套路贷"与民间借贷存在本质区别,"套路贷"犯罪案件中以虚构民间借贷提起民事诉讼不属于"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中的"部分篡改型",其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本质特征。合理保障诉权与打击虚假诉讼犯罪应当并重,因此,有必要构建多层次、多梯次的虚假诉讼处理机制与公检法案件线索发现移送机制。     

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新探

想象竞合犯在罪质上兼具一罪与数罪的特征,对其处罚原则的理解、界定在立法和学理上有种种不同的主张.在我国刑法基本理论的框架中,基于想象竞合犯罪质不法内涵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对"从一重重处断"提出质疑,进而对"从一重处断"的内涵解析与重构,借鉴德、日立法例,提出以结合刑为内涵的"从一重处断"的处罚原则.     

论违法性认识的出罪功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

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规制机能日益扩张,侵犯了个人法益保护的边界。有必要通过违法性认识出罪来缓解刑法规制和个体法益保护的紧张关系。基于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导向,不同于学界对该理论在刑法体系中存在位置正当性的争论,本文将违法性认识的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犯罪的出罪功能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探究违法性认识在该罪中出罪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以实现个体正义。帮信罪因刑事政策需要、定罪证明的不合理及犯罪主体的特点决定了该罪存在违法性认识出罪的可能。根据责任非难的观点,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类行为以违法性认识出罪也具有正当性。     

“套路贷”案件侦查困境的破解机制——基于100份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套路贷"案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此类犯罪引发了被害人中断学业、倾家荡产、抑郁自杀等各种社会问题,在侦查工作中上也存在案件定性、数额认定、查清案件事实和组织架构、追赃等困难。对此,需要根据裁判文书、新闻报道和实地调研的结果,以及对"套路贷"案件犯罪流程和作案手法的具体分析,针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实际借款的处理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从侦查学的角度提出对"套路贷"案件保持高压态势、掌握犯罪模式、适时收网、充分利用"认罪认罚从宽"等具体的侦查对策。     

自洗钱行为入刑后的罪数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条款的修改,即将自洗钱行为纳入洗钱罪的规制范围。然而,自洗钱行为入刑在突破了相应的理论桎梏后,还存在着罪数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是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发生竞合后的罪数问题,需要分别讨论上下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否相同,若不同,则数罪并罚;若相同,则在考虑能否包容评价的情况下,从一重罪处断。其次是涉及自洗钱行为与传统的赃物犯罪的关系,需按照具体情形来考量其罪数形态。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套路贷”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研究——以戴某等人“套路贷”一案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民间借贷日益活跃,一种新型犯罪"套路贷"案件在全国各地频发,严重扰乱了社会金融秩序,危害群众的合法财产安全。"套路贷"是一系列犯罪行为的统称,"套路贷"犯罪具有犯罪组织集团化,犯罪主体年轻化、无固定职业,作案手段套路化等特点。对此种犯罪应采取核实公司性质、查证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案件串并等侦查对策。     

催收高利贷行为的刑事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目前,催收高利贷行为的规制具有泛刑法化的现象。高利借贷活动受到法律的有限保护,存在私力救济的空间。对此,在予以严密刑法规制的前提下,宜对具有兜底性质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作限缩解释,将该罪中高利贷的认定采用较高的利率标准。此外,立法与司法解释对催债行为的规制原本就存在着许多重复性的规定,新增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使得各催债罪的关系更加混乱,对催债行为的定性要充分运用想象竞合的原理。高利贷不同于套路贷,催收非法债务罪之中的高利贷不包括套路贷,套路贷中的暴力催收行为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     

“先私后售”行为的实务处断与裁判规则

我国刑法对于走私犯罪的立罪模式采“截短型”结构，以形式的法律属性作为行为立罪的原则，由此使得走私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必然的”数罪类型。囿于司法适用中对这一立罪原则的认识不足，导致走私行为与后续销售行为在罪数处置判断上混乱。我国刑法未采用大陆法系国家对部分罪数类型与处断原则法定化的方式，而仅在分则中对同种罪数类型设定出不同的处断原则，现实地造成了理论与立法关系的错位。“先私后售”行为的罪数判断，必须建构明确的理论解决方案，区分确定性目的走私与非确定性目的走私，将罪数理论基本原理引入走私行为的分析之中，确定行为本质的差异，明确罪数判定一般原则，通过立法完善之路径，将走私犯罪罪数认定原则法定化。     

“套路贷”犯罪行为及涉黑化问题研究

"套路贷"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模式,其犯罪行为具有多样性,通常构成以诈骗行为为目的,其他为手段的牵连犯,但要注意敲诈勒索行为与诈骗行为存在互斥关系,应当结合具体实际进行事实判断。"套路贷"具有严密组织性以及暴力性,有一定的涉黑化倾向,因其危害性特征不符暂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但仍需对其进行积极预防,避免行为进一步恶化。     

“套路贷”及其衍生犯罪的逻辑展开

当前法规对如何认定与处置“套路贷”犯罪作了规范与要求,但对该类犯罪的衍生形态“套路借”犯罪的处罚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这在客观上会影响并制约对“套路贷”犯罪的打击效果。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有必要对“套路贷”及其衍生犯罪的深层逻辑展开分析。利用逻辑具有结构性的特点,对“套路贷”犯罪的逻辑内涵、逻辑前提、逻辑构造进行深入研究,即对构成“套路贷”犯罪的结构要件与方式要件,以及确认此类犯罪的基础事实与特别事实,形式事实与内容事实展开分析。并由此发掘治理“套路贷”及其衍生犯罪的底层逻辑,即以行政规制为逻辑起点,以金融规制为重要环节,关注证据标准,明确违法与犯罪的区分,同时做好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与完善。     

英美刑法共谋罪属性述评

共谋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继续犯和合伙型犯罪,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对共谋罪的刑事司法运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犯罪认定的宽松化,责任范围的宽泛化,外化行为要件的形式化,追诉时效的延长化,脱离共谋的困难化,传闻证据例外规则的虚置化,管辖地选择的任意化等是共谋罪独特属性在刑事司法运作上的深刻反映。共谋罪的运用,在对付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等严重犯罪,提前保护法益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易被滥用、侵犯人权的潜在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诬告陷害罪若干问题辨析

诬告陷害罪是一种常见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该罪的定义、犯罪构成、既遂标准、一罪与数罪的区分等基本问题尚存在着分歧。本文从该罪的立法原意出发,通过对各种代表性观点的比较,辨析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该罪定义和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