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阐释与指标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是承接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桥梁和纽带，设计科学规范的市域社会治理指标体系是实现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量分析法，按照指标设计的原则和思路设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借鉴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城市的实践经验，将治理体系、治理布局、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作为4个一级指标，设计22个二级指标、 60个三级指标，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极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和无量纲化计算，试图构建一套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兼备的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     

杨光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是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协商民主发展，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法治与协商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有利于防止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同时为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和途径。     

论"朝隐"现象与士人政治品格——以魏晋时期为主线

魏晋时期,士人隐逸之风盛行,朝隐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士人的行为方式和政治取向,是士人政治品格的外在表现。魏晋时期的"朝隐"现象,是士人政治品格演化及严酷的政治现实双重作用下形成的。     

浅谈司法信任的结构要素及其构建

在当代，信任问题已经成为民众口中的强势话语和社会各界研究讨论的热点。因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特别是牵涉到利益冲突时，普遍感到怀疑和焦虑，深陷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无根状态和信任危机之中。这种状况投射在司法领域，     

社区矫正：二元化刑事政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探索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改革方向，政府职能和权力突破了只在行政机关内部上下转移的框架，管理重心、权力向社会、社区和民间组织转移。社区，作为公民社会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稳定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正打破传统的政府一体化统管局面，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我们认为，应该成为发展和完善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契机，并且与社区治理相融合。本文将结合社区治理理论和刑事政策学，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

一、文人知识与诗性裁判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①”古代中国也不例外，文官治国的传统由来已久，士人治国是“学而优则仕”的应然之道，经邦济世乃是文人士子的最大抱负，而通过文官进行国家治理是传统中国的基本国策。     

附属刑法的博兴——法定犯时代的应然立法模式

法定犯的特点之一就是易变性和突发性，他们通常是在社会运作的过程中产生并大幅增加其数量，这势必要求立法者的立法活动也具有灵活应对这种变化的能力，显然作为刑事法律根基的刑法典，不能提供给立法者这样的条件；不仅如此，有时为了面对风险社会中的潜在危险，立法者应当积极地发挥其能动性的优势，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将某些可能危及社会利益、社会秩序、社会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加以惩处。     

试论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在法律演进中的作用

法律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法律演进有时潜移默化,有时波澜壮阔。但无论以什么方式进行,却都无时无刻不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和人类历史的相似性,使得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成为可能。它们或者是以自己的独特作用影响着法律演进,或者形成合力,推动着法律演进的进行。但是他们无论以什么形式做功,都对法律的演进和法律的现代化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乡贤文化与中国现代法治治理

纵观全国,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普遍性和严峻性的法治治理问题,推动社会的管理者不断追溯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之道,引导学者去深入探讨现代法治治理的症结所在。现代中国仍然是熟人社会,农村占据整个中国的大片疆土,农民还有十亿人口,他们依然与土地紧密相连,所以对农村、农民的治理尤为重要,以此借鉴封建社会中饱含儒家思想的乡贤文化,这当然对城市和市民的治理也是有益的。并且我们要与时俱进,探讨其与现代法治治理的契合点,真正找到适合我国现代法治治理的道路。     

河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聚智创新 赋能发展新“引擎”

<正>有这样一个团队，在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总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在化解重大矛盾纠纷和疑难案件中，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聚焦新时代刑法学研究、助力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中，不断创新研究成果……近年来，河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聚焦新时代刑法学研究，助力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迈向共生型的社会规则交往——善治理念与当代中国社会规则交往模式的更新

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多种规则系统,社会秩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规则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交往实现社会的有序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的规则交往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型的规则交往,呈现为用法律替代习惯的社会规则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试图实现一元规则为主导的社会秩序治理。这种规则交往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现实危机,善治理念提倡一种参与和共治的思想,基于这种理念,社会规则的交往应当生成一种共生型的规则交往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体现善治理念的基本要素,有助于实现善治理念的基本目标。     

治国理念与模式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按照什么规则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以保障体系的运转？四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予以了充分的回应，即用法治的理念、思维和方式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自此，由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演变为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内的法治中国，演变为由党内法规、国家立法和社会自治规则支撑的治国规则体系，无论是主体、内容和方式，还是制度化方面来看，都是治国理念和模式的再次飞跃。     

网络不良信息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近几年互联网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信息大量增加，信息传播方式多种多样有音频、视频、文字等方式，人们利用这些共事信息提高了工作和生产效率，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在随之改变，传统的社会形态在向信息社会转变。但是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不良信息混杂其中，其借助网络传播平台开放性、速度快的特点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危害，迫切需要进行有效控制与治理。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律师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经历由意识形态控制向法律控制的转变,这一过程,也正是中国法治生长和发育的过程。法治不仅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律师与法律密切相关,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与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独特的职能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论《儒林外史》中的师生关系——吴敬梓笔下的士人性格与命运探索系列

明清两朝推行的科举制度,其实是一种教育考试制度.在朝廷设立的各级学校中存在着师生关系,在主持各级考试的朝廷命官与应试士子之间也存在着师生关系.而且后一类师生关系更为一般士人所看重.在这两类师生关系中,由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家庭出身和个人品行等因素,士人的表现千姿百态,显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所系.吴敬梓根据切身的体验,对此作了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剖析,既有历史的认识价值,也有现实的烛照意义.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分析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更新，即不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代之以社会治理，其本质是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治理。维稳应以社会宽容为前提，遵循法治原则，采取民众参与、协商的解决方式，实现以维护民众权利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治理政策。     

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二元共治

互联网通过虚拟技术使人们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在线生存的基本样态。它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互动范围,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形式,形成了网络社会独特的时空观、权力观和人际观。中国当下坚持的集权主义、行为主义和国家主权的网络治理逻辑,正在受到技术的严峻挑战。网络技术逐步生成了一种网络自主空间,并形成了一套以技术编码和自治伦理为主的技术治理方式。技术治理方式区别于以国家为核心的法律治理方式,甚至在某些场合对法律治理方式产生制约。人们需要运用法律蕴含的价值和法律治理的有关手段,对技术治理进行有效归化。技术治理水平的提升,又为法律治理手段、边界和治理结构的调整提供动力和可持续的约束力。正确处理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二元共治结构,是提升中国网络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