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

一、文人知识与诗性裁判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①”古代中国也不例外，文官治国的传统由来已久，士人治国是“学而优则仕”的应然之道，经邦济世乃是文人士子的最大抱负，而通过文官进行国家治理是传统中国的基本国策。     

落马高官异地审判历史借鉴

传统法律制度中的高官犯罪异地审判中国古代,君主为树立皇权的权威,维护社会的稳定,重视对贪污腐败问题的惩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基本法典的编撰,并以此作为法制治理的基础。司法制度的形成也奠基于法典规范之上。高官犯罪异地审判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随之呈现出一个基于法典规范的,由粗糙、概括到细致、完备的过程。汉代已经开始在司法制度中,将对官员的司法审判权掌控在中央而非地方上,形成了高官犯罪异地     

彰显人文关怀的10项立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既保护权益更维护尊严；行政处罚法：保障民权规范政府；刑法：废除类推重张罪刑法定；由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彰显人道主义立法取向     

民国监狱史史料述要

近代监狱制度是清末民初法律西化的产物,这主要取决于两个社会现实,一是清末民初“模范监狱“与“新式监狱“的出现, 二是清末变法过程中对西方与日本监狱学与狱政管理制度的引进与仿效。因之,这一时     

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

唐代对于民间复仇,仍然承继着传统法律中对此问题的两难处境。从实质上而言,复仇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礼”与“法”之间的冲突。“礼”与“法”是中国古代治国的两种手段,帝王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礼与法的和谐,可是礼与法毕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两者在具体个案中导致     

商鞅被车裂案

商鞅变法在中国法制历史的进程中,一直是被人们不断关注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对商鞅之死的解读,也是观点互见。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商君列传》一书中,给我们留下了发生在公元前356年战国时期这样的一个故事:秦孝公以卫鞅(因商鞅本是卫国人,姓公孙,名鞅。曾为魏国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入秦,变法有功,被封于商地,故又称商君或商鞅)为左庶长,最后决定了变法的命令。变法令规定:百姓每五家组成一“伍”,每十家组成一“什”,什伍之中,一家犯罪,其余各家得检举揭发,若不检举,其余各家连带受罚。隐匿罪犯而不告发的一律腰斩。告发奸人与砍敌人的头得到…     

《经诗》婚姻案——父权夫权下的女性悲剧

西周时,传统婚姻制度渐次形成,有所谓“六礼”、“七出”、“三不去”之说。千百年来广为民间所传承。从那时起,有关婚姻的律法日益完善。氓之婚姻本案出自《诗经·卫风·氓》。这是以一个弃妇口吻描述的婚姻悲剧,大意是这样的:氓这个男人,看起来一副老实相,他手中抱着布匹来换丝。实际上他哪里是来做生意换丝的,他的目的是与我商量婚姻之事。送他渡过淇水,到了顿丘才分手。并不是我一再推迟婚事,而是你没有找到好的媒人。你不要生气,我们的婚事订在秋天吧。我骑上墙头,希望看到他重新出现在远处的关隘上,但却觅不得他的踪影,我禁不住泪水涟…     

中国历史上肉刑的存废之争

我国政府一贯反对酷刑 ,不仅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相关国际公约 ,而且在刑法典中对有关酷刑犯罪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社会有罪推定、等级特权思想以及罪从供定的司法观念的影响 ,酷刑尤其是作为酷刑典型表现的刑讯逼供现象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颇有市场。一些司法人员仍存在“刑讯逼供必要论”、“刑讯逼供利大于弊”、“口供是证据之王”等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因而在我国遏制酷刑尚任重而道远。近年 ,刑事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由于历史传统、法律习惯、法律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要从根本上遏制酷刑 ,决非一日之功 ,而是有赖于决策层、立法、司法界人士以及学界广大理论工作者 ,乃至普通公民树立反酷刑的观念 ,并从制度层面构建稳固的反酷刑法律机制。为此 ,本刊特约请赵秉志教授等专家学者就酷刑的遏制问题进行笔谈 ,以期对我国反酷刑的理论与实践有所推进     

宋代阿云之狱

《宋史·刑法志》中记载了下面这样千百年来被后世人谈论最多的案例。此案关系到古代传统法律中最重要的刑法适用原则——自首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