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武汉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功能不断提升,也累积了多种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导致事故灾害、自然灾害,也可能危及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安全。在未来发展中,武汉还将面临经济金融、网络攻击等新型公共安全风险。当前,武汉公共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但风险管理工作也存在资源比较分散、宏观层面综合性的风险管理不够、市民风险意识不强、城市设计、规划、建设、营运、服务等方面对风险防范考虑不周等问题。健全武汉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有必要建立正规化的、常设的风险管理机构;完善城市风险管理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和安全标准;加强风险预防及应对的规划与标准规范建设;建立全覆盖的城市风险管理网络;运用互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城市风险数字化管理加大对风险管理的支持保障;探索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资本、市民积极参与的风险管理模式;培育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理念。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技术化加成,也是对政府治理框架的全方位变革,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然而,在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数字政府治理仍旧面临体系化建构与法制化建设有待加强、多元参与机制效能尚未全面发挥及专业化优秀人才缺口明显等现实困境。因此,应通过建构与完善数字政府治理的法律体系、升级与重塑数字政府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以及引进与培养数字政府治理的优秀人才等方式,推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进程。     

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价值、风险及其防控

瞬间爆火的ChatGPT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具有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可能。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体现出极高的价值,能够有效控制数字政府规模、助力数字政府治理决策、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效率、降低数字政府治理成本、推动数字政府治理精细化、强化数字政府监管,这充分证明类ChatGPT有必要嵌入数字政府治理领域。但是类ChatGPT同样给数字政府治理带来诸多风险,会加剧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风险、引发数字政府治理的安全风险、冲击数字政府治理的行政伦理、带来数字政府治理的新问题、扩大数字政府治理的人才瓶颈。建议坚持包容审慎原则来看待类ChatGPT,并应从管理机制、安全保障体系、自有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面入手,采用一系列举措来防范类ChatGPT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风险,以更好地发挥类ChatGPT对数字政府治理的赋能效用。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

我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越向前向深,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主体责任不实、治理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挑战越需正视,科技活动的伦理风险防范与治理越需全面规范.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这是我国科技伦理领域首部国家层面的指导性...     

新形势下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

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治理方式,推动了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信息安全隐患。针对数字化发展问题,可以强化各级政府对数字治理的认知,打造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格局,完善数据安全法律法规,提高数据安全治理能力,从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     

论构建广东开放型经济技术风险防范体系

目前,广东开放型经济面临着引进技术过程风险、自主开发过程风险和技术替代风险。为此,广东应围绕企业、政府两个主体,从企业学习能力提高、政府制度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健全等方面来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技术风险防范体系。     

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

近年来,一些由环境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事件影响到社会稳定,这迫切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提升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能力。风险意识不足、与公众的互信度不足和责任意识不足,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升防范化解环境性社会稳定风险能力的制约因素。因此,需要通过加强风险意识建设、公信力建设和责任意识建设,提升这方面的治理能力。     

我国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特征及对策

随着数据与算法成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其衍生出的安全风险逐渐被社会所关注。自“棱镜门”事件爆发后,我国政府对数据安全治理的需求应运而生,通过发布相关法规政策来凸显数字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数据安全的重要性,《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而数据爆炸式增长引发自动化决策不确定性的问题,使得算法风险成为数据安全治理的关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实施开启了我国算法安全治理的新时代,也使我国算法安全治理有规可循。以数据与算法安全为治理对象,以实现总体国家安全为治理目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两个层面对我国数据与算法安全治理现状进行全局性分析,总结形成治理的典型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剖析问题并形成适用于我国的对策建议。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构建数据法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逻辑因由、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政企之间的数据跨界流动是政府的治理议题。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有利于释放数据公共价值,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数字治理成效。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逻辑源于部分企业数据更具复原现实的优势,产生过程具有公共属性,公共价值实现依赖流动性,以及不共享易引发负外部性等方面。结合国内外文献和实践的广泛梳理,归纳提炼出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四种实践模式,即数据慈善、数据协作、数据采购与数据征用,从数据运行、数据权责、数据关系、数据激励四个方面进行模式比较分析。进而梳理了我国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体现在共享成本激励不足、数据质量责任不明、数据互操作性不强、共享流通规范不健全四个方面。针对未来发展路径,建议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和丰富共享激励手段,明晰数据质量责任并完善问责机制,加快政企数据标准建设和衔接,推进共享体系和全过程流通规范建设。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当前,如何客观准确地分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并对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方式进行规范、改进和约束,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需要研究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在详细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四个阶段(计划、甄选、实施、评价)所面临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意识、机制、能力、氛围四个方面的对策举措,即增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能力、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评价机制和培育和提高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能力。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探究了政府、媒体、公民、NGO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剖析了这些主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针对困境的实践路径和对策：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和信息公开体系、加强舆论监督管理和官员素养建设;重视媒体的引导作...     

农村信用社发展现状及改革方向

作为长期深耕县域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当前发展面临经营压力较大、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省联社扁平化管理进展较为缓慢、法人治理的有效性还不够明显等短板难题。导致农村信用社发展面临短板难题的根源包括创新性融资业务的风险防范机制存在短板，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机制还不够完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以及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还有待优化。推动农村信用社“下半场”改革，需要统筹好改革创新和防风化险两大任务，推动建立农村信用社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机制、强化农村信用社“下半场”改革的政策保障、加快农村金融立法以及推动融资配套要素市场化改革等配套措施。     

社会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问题及其应对

利益表达机制是利益主体向决策者提出合法权益诉求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行模式,它在政治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有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但是,就当前社会公众表达机制的运行来看,仍然存在成本高、不均衡、渠道少的问题,应该加以健全和完善。具体而言,以建设阳光政治为契机,加快政府信息公开,降低社会公众表达成本;以缩小收入差距为基础,提升利益表达能力,促进社会公众表达均衡;以疏通制度性表达渠道为先导,充分利用体制外表达方式,拓宽社会公众表达渠道。     

规范算法应用 助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2021年8月,《江苏省“十四五”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发布,今年4月初印发的《关于加快统筹推进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服务便捷、治理精准、运行高效、开放透明、公平普惠、安全可控的数字政府。     

人社系统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的提升路径——以甘肃省为例

人社系统窗口单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社会公众直接对话的重要纽带,提升人社系统窗口单位的服务质量关乎人社部门深化行政改革的效能,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通过调查,社会公众对甘肃省人社系统窗口单位的服务环境、服务过程及服务结果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但仍存在信息一体化建设不健全、业务流程标准化程度不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待加强及服务队伍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甘肃省人社系统窗口单位的服务质量,应采取大力推进人社服务数字化建设、持续完善人社服务标准化流程、加快促进人社服务均等化发展、加强服务队伍建设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