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检察权配置原则的法律思考

检察权配置的原则是研究检察权配置的基础性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简单列举、指导思想不明确、缺乏逻辑基础等缺陷。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强调对公权力的控制，而检察权配置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控制公权而保障人权。运用法治思维重构检察权配置的原则，以“三个兼顾、三个优先”为设定配置原则的指导思想，对于现有研究成果的缺陷予以补足。检察权配置的原则应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检察权配置应遵循四大原则，即合宪性原则、相对的权力分立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权力结构完整原则。     

农村恶势力灰色化犯罪的解读和治理思考 ——基于四川农村恶势力犯罪大要案件的剖析

从四川省农村大案要案的剖析来看,家族型、村头型、村官型、共生型团伙性犯罪是农村恶势力灰色化犯罪的存在状态。必须从平衡礼俗秩序和法治秩序、培育农民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力、强化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合法控制等方面上破解农村恶势力犯罪的"灰色化犯罪空间""灰色化犯罪主体""灰色化犯罪行为",实现农村恶势力灰色化犯罪良法治理。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论监察法留置措施的比例原则契合

比例原则又称为"过度禁止原则",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是法治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从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背景出发,留置措施作为《监察法》中唯一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一项严厉调查措施,理应与比例原则相契合。但现行监察法留置措施并未实现这种契合。应当修改并增加相关条款实现留置场所特定化、留置对象明确化、适用条件具体化、留置时限梯级化以完善留置措施。     

由法治原则看法治政府的构建

法治原则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法治思想萌芽于古代社会,在近代社会之后,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才最终确立.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建设法治政府,鉴于任性政府的消极作用和影响,法治政府已成为现代政府构建的目标模式.强调建设法治政府,其实质是强调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法律规制.从政府公共权力的来源来看,公共权力的有限制度、公共权力的程序制度、公共权力的责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从公共权力行使的有效性来看,应建立公共权力的分立制度;从对公共权力预防来看,还必须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法律预防措施.     

浅议中国区际刑事司法管辖冲突及协调

中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具有不涉外性、多元法系之间、单一制国家内平等法域间的特点和简单的跨境犯罪、复杂的跨境犯罪、特殊的跨境犯罪三类。"一国两制"原则和合理、有效地惩治防范犯罪原则应成为解决三地刑事管辖冲突的基本原则。排斥我国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的适用以及对简单和复杂的跨境犯罪、互派人员的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关国防和外交的犯罪、有关港澳居民涉外的犯罪、有关港澳居民在国外实施国际犯罪后逃回国内的管辖等,均是解决协调刑事司法冲突具体原则。     

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所应追求和遵循的价值和原则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出特点。在法治建设中 ,中国共产党必须追求和遵循现代法治的价值和原则。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内涵是民主。领导、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以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准则 ,是法治中党的领导所应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法治原则是法治基本价值内涵的具体体现。我国法治建设 ,除了应考虑本国实际 ,确定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有关法治原则外 ,更重要的是要吸取普遍适用的现代法治原则。概而言之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要应遵循 :法制完善、法律至上、平等适用、司法独立等原则     

非法行医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非法行医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罪,应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刑法和行政法不同的规制范围,并坚持处罚上的轻刑化原则;在对非法行医犯罪化的过程中,应以法益侵害为基准,从非法行医行为是否严重侵害了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权益这一实质标准去把握;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刑法规制应坚持谦抑原则,尽管目前本罪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非刑罚化措施应广泛适用.     

属地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

直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属地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刑事管辖权原则的基本原则,它对在主权领域内犯罪的本国人和外国人同样适用。如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刑事司法问题、引渡问题及属地管辖冲突问题等。     

贿赂犯罪的权力分析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以权谋利的犯罪类型,与国家权力系统的构建、分配、行使和制约密切相关。其关联体现在:权力社会化为贿赂犯罪的生存提供了社会基础;权力异化是贿赂犯罪生成的根本原因;权力滥用是贿赂犯罪目的的实现手段。要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必须加强权力制约,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这就需要构建系统的以权制权、以法治权、以舆监权的机制。     

论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侦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强制侦查因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潜在威胁而要求在实践中遵循相应性原则、法定性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我国应当完善强制侦查的立法 ,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和完善的强制侦查救济制度 ,以实现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论我国累犯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一起猥亵儿童案引发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累犯率居高不下,且三犯、四犯型的累犯、严重暴力性犯罪的累犯不在少数,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已经无法达到惩治累犯的目的。对于累犯这一特定人群,在刑罚上既要根据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予以从重或加重处罚,维护社会的正义;同时对于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个体,需"对症下药"地施以相应的保安处分措施予以治疗、教育、感化,以促使其改过自新,不再危害社会,体现刑法的人文关怀。再大而化之到整个社会层面,对于刑满释放人员也应加强引导,关注这一群体的民生问题,避免歧视,这对减少累犯也至关重要。     

论侦查比例原则的构建

侦查比例原则是通过对侦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衡量 ,把侦查权限制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确立这一原则是由侦查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我国侦查立法和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构建侦查比例原则应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审前裁判机制、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改革和完善替代羁押措施三个方面入手。     

新型卷烟零售客户价值体系的构建——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

新型卷烟零售客户价值体系的构建,可参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结合卷烟零售客户的特点,对卷烟零售客户的需求进行分层。根据卷烟零售客户的需要层次,烟草公司应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有差异的应对措施,通过客户价值体系(包括客户经济价值管理体系、客户社会价值管理体系)的建立,来引导客户需求,满足客户的社会尊重需求的实现,并使零售客户与烟草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其成为最优质的客户。     

警察证人制度初探

警察作证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客观需要 ,有利于司法公正 ,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建立警察证人制度有其法律与理论依据 ,是可行的。警察作证必须坚持直接言词方式、以自然人身份作证、分别进行等原则。为此 ,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 ;理顺侦、控、审三方的职能关系 ,确立司法裁判的中心地位 ;转变思想观念 ,改变警察不作证的习惯思维 ;严格规范警察书面证言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北京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为推动北京青少年工作的创新发展,全面深入跟踪研究北京青少年的发展动态,对北京青年群体开展了大规模的青年发展状况调研活动。调查涉及个人需求、社会需求、"十二五"与青年等多个层面,个人需求涉及到知识文化诉求、高质量高层次的闲暇生活、择业取向;社会需求涉及到社会组织认可、政治民主评价、媒体导向、理想信仰、社会和谐、社会保障、择偶观等。根据调查数据及分析,文化需求成为青少年发展不可规避的主要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对于作为时代先锐和中坚力量的青少年,应对其各种需求深入了解,并切实提出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政策措施。     

从逮捕现状谈取保候审的改革与完善

逮捕是我国适用率最高的一项强制措施,而以逮捕为常态,以取保候审作为例外,这不符合人身自由保障和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内涵。取保候审应成为逮捕的替代措施,而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应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作,从观念的转变、立法的完善以及社会力量的充分利用,都要同时进行,各有侧重。     

论德国反恐斗争中的宪法保护问题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力度,德国不遗余力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行动。在反恐斗争中德国强化宪法的价值与权威,在打击恐怖活动中恪守宪法基本原则,选择了有别于美国和英国的反恐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研究德国反恐斗争中的宪法保护问题,可梳理德国反恐进路选择的原因与思路,对解决当下困扰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公民权利之间及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平衡问题有所裨益。     

我国刑事搜查、扣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并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本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和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