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失范言论的刑法规制

新时代背景下规制网络失范言论需要刑法的积极应对。对网络失范言论的刑法规制应当首先在规范层面厘定刑法所禁止的失范言论与未禁止的失范言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中思考网络言论型犯罪的治理思路。在立法层面,对网络失范言论的规制需进一步扩宽治理范围,完善对虚假信息的规制样态,同时也需注重对网络空间言论寻衅滋事司法规则与立法规则的衔接;在司法层面,需坚持言论犯罪治理的谦抑性,注重言论犯罪认定标准的类型化,创新言论犯罪的办案机制。     

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机制向度——兼论从回应到预防的范式演变

通过对著作权犯罪立法规范与司法适用的实证考察发现,我国以往灭火式被动回应的刑法规制存在着过度扩张解释违反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滞后的立法无法实现著作权的全面保护等弊端。数字时代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理念应进行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预防的范式转换,保护范围应从关注核心到覆盖边缘。完善路径是在司法层面上,区分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规制;在立法层面上,应对商业性提供规避手段的“预备行为”进行犯罪化,增设“向他人提供非法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设备、服务罪”。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关于计算机网络黑客犯罪的刑法规制

这几年网络黑客犯罪异军突起，给予社会的危害也愈发巨大，不得不促使国内学者加入对网络黑客行为的刑法规制这一命题中来。网络对传统法律体系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传统刑法理论、理念和刑事立法规则的自我调整和时代转型自然无法避免，这需要理论研究的快速跟进。本文写作目的为了使我国此方面学者加深对网络犯罪的认识。让网络黑客行为德刑法规制研究进入一个较高的层次，加快与国际网络黑客犯罪学术研究相接轨。     

论网络犯罪及其刑法规制——以网络钓鱼为观察对象

以网络钓鱼为典型方式的网络犯罪随着信息技术的增长而增长,为规制此类犯罪行为,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刑事立法成就,而我国现行立法模式难以应对此种新的犯罪形态。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措施,加强单行立法,在以人为本、技术制衡和国际合作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国专门性的刑法规制体系。     

从传统犯罪到网络犯罪:业务犯罪的法理与立法反思

我国对涉业务犯罪采取碎片式的分散立法，并“寄宿”在有关不正当竞争犯罪体系内。依托关联罪名进行扩张解释的应急路径已暴露出理论薄弱、立法供给不足等问题。应确立狭义的业务与业务犯罪概念作为专属立法的基本起点。网络业务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依靠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生成的扩张解释路径明显吃力。新型网络业务犯罪具有独立属性，与传统业务犯罪既关联、又有别，实质上是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所保护的客体内容是正当、合法的业务。互联网经济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立法触发的行刑衔接问题，使涉(网络)业务犯罪的专门立法需求日益凸显。应以我国实际的立法需求为导向，合理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切实回应刑法保护(网络)正当业务的任务。现阶段可采取“区分制”,增设第231条之一妨害业务罪与第287条之三妨害网络业务罪，撑起双重保障。     

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

功利导向的风险规制语境中，刑法主要采取的是应急式的政策性对策，恐慌性立法和舆论对司法的挤压使得刑法自由保障功能受到威胁。刑法应主动融入风险权利义务话语体系，理性识别风险、选择刑法对策，在有限的刑法空间内为风险规制实现提供最有力的支持。风险社会的权利义务体系，核心在于建构符合公平原则的公民权利、义务和政府权力的关系结构，合理分配风险获利群体、风险定义群体、风险弱势群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将其作为刑法规制对象的选择基础。具体刑法对策上，风险刑事法网的有限扩张、风险预防原则主导下的刑法前置，较之传统权利义务基础上，突破责任原则的刑法制度技术革新，更具实质合理性。     

挑战与应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刑法的影响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是信息网络与知识产权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衍生品。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必须正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刑法在犯罪目的模式、犯罪对象范围、客观行为模式、危害后果判断标准等方面所提出的挑战,并适时完善相关刑法立法,强化司法规制。     

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检视与未来建构

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犯罪罪名体系适用的司法实效考察,反思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可以发现,在网络和知识经济的双重时代背景下,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存在着法益保护范围过窄和犯罪行为定性混乱或缺失的问题。因而,在宏观上实现从"适度保护"向"同等保护"的刑事政策转化;在微观上继续进行知识产权犯罪罪名扩大解释的司法努力的同时,推动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更新,是加强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建构完善的知识产权犯罪制裁体系的必然选择。     

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分离下法定犯的限缩方案

应当重新审视法定犯的刑法规范属性,从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统一论转向分离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统一论混同了立法和司法原理,势必得出行为成立犯罪就一定处罚的结论,这不仅与司法实践不一致,也会导致在立法扩张的同时加剧司法的进一步扩张。刑法立法的类型性和抽象性,为分离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刑法立法不可能完全杜绝司法的个案裁量,司法可以在立法的框架下针对个案予以情景化判断。分离论有助于形成“立法扩张+司法限缩”的模式,促进个案裁判的实质公正。分离论符合司法综合判断的立场,通过裁判对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予以实践性建构,可弥补刑法立法偏重一般性的不足。分离论有助于实现犯罪的分层评价,行为规范的主要功能在于宣示行为的规范违反性,裁判规范则侧重处罚必要性的判断。基于法定犯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分离论思路,首先,应当摒弃形式化的机械认定犯罪的思路,强化刑法规范目的对于刑事违法判断的制约,避免行政法和刑法规范目的混淆,同时避免后果主义对构成要件的“软化解释”。其次,注重法定犯罪量要素的客观判断,在认定模糊罪量要素时,应当坚持客观违法的立场。最后,应当建构法定犯应罚性与需罚性区分的司法逻辑,应罚性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     

论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刑法规制——立足于新媒体时代的解读与反思

在我国传统的“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传播管理机制之下,“体制外”的自媒体比较能够获得民众认可,这是形成“网络大V”被视为“意见领袖”的深层根源,也是我国对新媒体行为缺乏规制并引发较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刑法体系对于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规制具有明显不足,司法适用中对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入罪解释也存在不当扩张的问题,因而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均需要完善。在适当保持对媒体自由行为予以宽容的前提下,应同时加强对严重滥用媒体自由行为的处罚制裁,但不能主要依赖于刑法,而应通过加强和完善包括刑法和行政法等在内的法律体系的全面完善,当前宜将行政法的立法完善和刑法司法的审慎克制作为重点．以恰当权衡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与维护网络秩序之间的关系。     

单位犯罪存在范围的批判性反思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催生出了更多的单位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正式将单位确定为犯罪主体,这对于打击单位犯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由于立法层面上没有兼顾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逻辑平衡,加之刑法理论界相关研究的匮乏,导致在司法层面上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各行其是,以致使得刑事司法难以应对诸多的新型单位犯罪。因此,针对单位犯罪研究与司法操作的混乱局面,深入探究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系,进而全面思索刑事立法对于单位犯罪加以干预范围的明确化和视角转换问题,对于完善单位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具有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涉外商业腐败犯罪适用我国刑法若干问题研究——以上海“力拓案”为逻辑起点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上海“力拓案”的出现对于现阶段我国惩治涉外商业腐败犯罪活动来讲不得不说是一个警示：涉外企业涉嫌商业腐败犯罪是否成立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应该予以注意；在罪名适用和选择上，司法机关不应该模棱两可，应该作出具有强劲警示力和富有时代责任的司法认定：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设置应该扩大，对于商业腐败犯罪行为尤其是涉外商业腐败犯罪中自然人犯罪主体应该增加“从业中止、禁止”的刑法规制；在具体惩治这类犯罪的司法执法方面．应该采用“从上而下、统一协调”的新方式。     

论我国非犯罪化的司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导致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研究非犯罪化的实现路径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广义上理解,非犯罪化包括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刑法立法模式决定了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我国当前非犯罪化的主要路径。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它包括侦查阶段的非犯罪化、起诉阶段的非犯罪化和审判阶段的非犯罪化,每个阶段的非犯罪化其具体实现方式存在差异。     

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

功利导向的风险规制语境中,刑法主要采取的是应急式的政策性对策,恐慌性立法和舆论对司法的挤压使得刑法自由保障功能受到威胁。刑法应主动融入风险权利义务话语体系,理性识别风险、选择刑法对策,在有限的刑法空间内为风险规制实现提供最有力的支持。风险社会的权利义务体系,核心在于建构符合公平原则的公民权利、义务和政府权力的关系结构,合理分配风险获利群体、风险定义群体、风险弱势群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并将其作为刑法规制对象的选择基础。具体刑法对策上,风险刑事法网的有限扩张、风险预防原则主导下的刑法前置,较之传统权利义务基础上,突破责任原则的刑法制度技术革新,更具实质合理性。     

俄罗斯网络犯罪现状与治理新态势

<正>俄罗斯是“网络主权”的积极倡议者，也是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法律框架下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秩序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在推动网络国际治理和规则建设方面颇有建树，属于网络空间制度建设的第一梯队。同时，由于受到全球竞争的影响，俄罗斯更是网络安全威胁的重灾区。从网络犯罪治理领域来讲，在全球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涉及网络犯罪的案件也逐年增加。从立法方面来讲，随着网络犯罪逐渐成为各国刑法规制的重要领域，俄罗斯也已建立起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并以《俄罗斯联邦刑法》为重点对网络犯罪进行了具体规范。从执法层面来讲，打击网络犯罪成为俄罗斯执法机关的重要任务。     

危险作业罪的认定

<正>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危险作业罪，将安全生产领域的刑法规制由刑法第134条设定的过失结果范围扩大到惩罚具有引发现实危险的具体危险行为，这一立法变革是对当下社会生产安全风险增大、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法治回应，是由行为及后果的静态规制到预防危险行为引发后果的立体化立法体现。实践中，因对危险作业行为方式、现实危险等构成要件的理解判断不一，导致司法适用可能出现扩张趋势。     

以类型思维检视刑法罪名设立的失调及修正

刑法立法上罪名的扩张旨在严密刑事法网，但过于零散的罪名增补导致我国《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的协调性不足，模糊了关联性罪名的边界，造成了司法者的界分难题。过度分立的各罪设定既有表述明确性的追求，又有从立法层面保持刑法适应性的动因。立法活动是将具体生活事实上升为规范事实的过程，刑法罪名体系分立与整合的动态调整，需要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运用“归类式”的类型思维，以各罪设定的规范目的为标准，对《刑法》分则罪名体系进行类型化整合，以精简罪名体系，降低司法适用的难度。     

我国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研究——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具有网络化、集中在经济领域等主要特征.原有网络犯罪刑法规定不能满足遏制网络犯罪的需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为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程序、工具罪,对我国网络犯罪立法体系有重要的补充完善作用,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2004年7月1日生效的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对完善我国网络犯罪立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对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立法的具体建议.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定性及刑法规制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和可控制性的财产属性,应受到刑法的保护。当前,我国刑法缺乏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犯罪规制的具体规定,导致司法实践面临困境,应推动刑法明确界定信你财产的范围和性质,将其纳入盗窃罪规制范畴,推动实现刑法实质和形式的双重正义,维护网络环境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