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发展组织与苏丹和平进程

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是非洲之角与安全相关的最重要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它以区域调解人的身份领导了苏丹北南和平进程,最终促成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全面和平协议》。这一成就的取得既有该组织自身的因素,如拥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权威地位和组织能力等,又有苏丹国内的因素,如苏丹国内政局的变化,尤其是主要冲突方推行务实外交等,也有国际因素,如国际压力和和平运动等。这一和平进程表明,推行调解、对话等非武力措施是持久解决国内冲突的唯一出路。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和解中的角色与作用

20世纪中叶以来,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领土争端,使得世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始终不断。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INGOs)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积极介入国际冲突的调解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成国际和解、建立“消极的和平”做出了很大努力。虽然,非政府组织有其本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但是它在国际和解中发挥了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所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①现代非政府组织兴起于19世纪中叶,其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与宿敌为友：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

和解是国家间关系中一种典型的、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国家间互动形式。与和平不同,和解是发生在那些有严重历史恩怨的“宿敌”或“世仇”国家之间,它不单单是物质层面上的冲突解决,更涉及民族心理和精神创伤的愈合,是一个从冷和平走向暖和平、从不稳定和平走向稳固和平的长期过程。目前,学术界既有的关于国家间和解的研究描述多于诠释、案例多于理论,存在着忽视和解的阶段性特征、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逻辑等缺陷。国家间和解的发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或是等级制作用的结果,或是在面临较为强烈的安全关切下,国家在维护国内政治合法性与国家安全之间作出的一种平衡。国家间和解的巩固与深化本质是一个将和平制度化的过程,它涉及三个密不可分、又相互递进的机制：从承认(对历史事实的再确认)到补偿(对非正义的弥补和纠正),再到融合(多层次的社会融合与交流机制),是在内力与外力、政治与经济等多重复杂因素互动作用下的结果。国家间和解的实现会带来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能够显著地改变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生态,又能够获得超越双边关系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与地区和平的深化,而且也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历史背景、发展和展望

持续50多年之久的武装冲突给哥伦比亚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了国内社会的分裂和脆弱。关于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根源有多种解释,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根源是土地斗争,也有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美国因素或古巴革命影响的结果。哥伦比亚武装冲突涉及众多行为体,包括多个游击队组织(特别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使得武装冲突形势异常复杂,延宕日久。在桑托斯政府之前进行的历次谈判都未能真正解决武装冲突,冲突导致了大量受害者,其中多数是平民。直到2016年桑托斯政府才真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结束。和平协议内容包括综合农业发展政策、游击队解除武装后的政治参与权利、游击队成员融入平民生活、贩毒问题的解决以及受害者赔偿五大方面。然而,围绕和平协议的争议还在继续,并将影响2018年总统选举结果以及国家的未来和协议的执行情况。展望未来,哥伦比亚和平建设道路漫长而艰辛。     

国际恐怖组织简介（下）

三、民族主义恐怖组织 (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1967年12月由“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归国英雄”和“复仇青年”3个巴勒斯坦军事组织合并而成,就军事和政治能量而言,是仅次于“法塔赫”的第二大巴勒斯坦人组织。1974年9月,“人阵”由于反对阿拉法特参与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宣布退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该组织现任领导人为乔治·哈巴什,总部设在大马士革。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关于建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问题的几点讨论

和平发展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时代主题，海峡两岸应把握目前出现的难得历史机遇，积极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必须解决有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包括台湾政治定位或两岸关系定位问题、岛内政治和解与台湾国际空间安排等重大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表现形式是“两岸和平协议”）的建立，是一个涉及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安全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海峡两岸各方做出艰苦、巨大努力，需要在追求这一共同目标下相互信任、妥协、让步，才能解决问题，达成目标。其中，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的协商过程中，采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或“九二共识”这一灵活、务实的“一个中国原则表述”更具可行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发展架构的建立，只是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的过渡性安排，而不是终极目标。     

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的变化

东盟是1967年8月在泰国曼谷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成员国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尼,1984年,文莱也加入该组织。东盟成立2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全世界有影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之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主题的今天,许多观察家预言世界将进入一个“太平洋世纪”,东南亚的“经济之龙”亦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后,东盟国家对华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作个回顾,对今后发展趋势,作个探讨,将会是有益的。     

匈牙利转轨十年情况

匈牙利1989年剧变后,开始实施政治、经济、外交全方位转轨。10年来,匈初步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框架,但尚不健全,“回归欧洲”的外交战略取得一定突破,但仍任重道远。 一、政 治 匈牙利剧变中曾被称为中东欧国家中的“和平之岛”,迄今,匈仍是该地区唯一能够每任政府维持届满、政权平稳交接的国家,其政治转轨进程呈“稳中有变”的特点。 (一)多党政治体制逐步形成。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简称海湾合作委员会或海合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地区合作组织,成立于1981年5月25日,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阿曼、卡塔尔、科威特等6个成员国。近20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在加强成员国间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和军事等领域的协调、合作和一体化,调解成员国内部及其与其他国家间的争端,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菲律宾国家经济开发署《1981年菲律宾经济发展报告书》(1982年版,共167页)

这是菲律宾国家经济开发署(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简称NEDA)编写的有关1981年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公开报告书。全书从以下十八个方面概述1981年的菲律宾经济发展情况,是一部相当完善的菲律宾经济概况书:(1)概况;(2)宏观经济动向;(3)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4)金融信用来源;(5)国际收支和海外金融;(6)贸易;(7)农业与农业改革;(8)资源管理;(9)产业部门;(10)能源;(11)旅游;(12)社会基础设施;(13)教育与人才;(14)     

日本对中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始于1954年以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参加的“科伦坡计划”,①日本作为加盟国,从1955年开始实行对外援助.196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fficial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OECD②)在美国和加拿大支持下宣告成立,1964年日本以援助国的身份加入OECD,成为政府开发援助又称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⑤)的会员国之一,开始正式对外实施政府开发援助.2008年后,日本ODA的实施与管理由日本国际协助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 负 责.     

1973—1975年越南国内解放战争速胜的原因

1973年1月27日,《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正式签字(以下简称《巴黎协定》)。美国方面希望并认为能够维持住一个分庭抗礼的割据局面,这样美国虽然“今后将不起支配的作用,但仍将起重大的作用”;受美国支持的南越西贡政权(以下简称西贡方面)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军事计划;打算“至迟在1975年采取政治解决方法”,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2015年11月,缅甸民主象征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NLD)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改变了缅甸几十年来形成的政治版图,成为缅甸政坛的主要角色,获得了单独组阁权.但碍于缅甸当前的宪法第五十九(F)条规定,参选总统及副总统等高级公职者“本身及其双亲、配偶、子女及子女的配偶,都不得效忠任何外国势力,不能受制于外国势力或外国公民,不能享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公民的权力和特权”(该条款又被称为“昂山素季条款”),昂山素季无缘总统.但昂山素季放言将“凌驾总统之上”并通过“代理总统执政”.如今,昂山素季除了是民盟主席之外,还身兼国务资政、外交部长、总统办公室部长、全国和解和平中心主席、联盟和平对话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特别是其国务资政一职,使其成为凌驾于总统之上的“太上总统”.     

美国中亚战略棋盘上的非政府组织

“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加大了对非政府组织(NGO)的利用,将其作为推广“民主”的重要手段。在美国财力支持下,非政府组织在中亚的发展迅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非政府组织的政府色彩越来越浓、对当地政治的参与越来越积极、影响日渐扩大等。随着中亚形势的演变,非政府组织对中亚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形成不可忽视的挑战。一、美国背景下的非政府组织现状     

卢武铉政府“和平繁荣政策”浅析

20 0 3年 2月 2 5日 ,韩国第 16届总统卢武铉宣誓就职 ,提出旨在增进朝鲜半岛和平与实现共同繁荣的“和平繁荣政策” ,为当前半岛核危机注入了新的和平因素。“和平繁荣政策”系“阳光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强调四大原则。一是韩朝通过对话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是韩朝确立互相信任 ,实行互惠主义 ;三是基于“南北是当事者”的原则 ,谋求全面有效的国际合作 ;四是提高对内对外的透明度 ,扩大国民参与 ,实现超党派合作 ,努力与国民并肩奋斗来推行“和平繁荣”政策。①卢武铉政府实施对朝新政策有其深层考虑。一是服务于韩国国家总体发展…     

日本“岸田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是日本岸田政府的外交新旗帜,它由三大支柱支撑：维护“普世价值”是其第一支柱,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被视为第二支柱,“守护国民的生命与生活”则作为第三支柱。在宏观层面,“岸田外交”是日本在国际格局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追求国家利益的产物;在中观层面,它是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总体规划;在微观层面,它是岸田个人政治理念与国内政治力学结构博弈的结果。在实践中,日本以“价值观”为政策导向,拓展与“共享价值观”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压缩价值观“异己”国家的政治空间;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非以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公共产品为价值追求,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最能体现“岸田外交”本质的是“守护国民”的外交举动。日本外交将地区安全局势作为达成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绑架了日本与周边国家间关系,使其成为国内政治议程的附属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难以转圜向好。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化解日本话语移植与政治挪用可能造成的风险,预防其摧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将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是指联合国根据其有关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军事人员以恢复和平或维护和平的行动。其目的是遏制威胁和平的局部冲突的扩大或防止冲突的再起,从而为最终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维持和平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未提及,它是联合国在调解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而来的。     

中美洲局势出现和平转机的主要原因

综观1987年的拉丁美洲形势,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事态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简称中美洲和平协议)文件的签署及其逐步实施。中美洲和平进程取得重要进展。众所周知,自70年代后期尼加拉瓜革命胜利以来,中美地区日益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激烈角逐的场所,成为当今国际紧张局势的“热点”之一。就在里根政府对这个重要战略地区加紧推行所谓“低烈度战争”战略的时候,1987年——中美洲危机的第8个年头,这一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中美洲5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政治自决的原则,冲破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通过艰苦对话达成和平协议,找到了一条依靠共同努力自主地解决本地区冲突的新途径,有力地推动了拉美人民反对大国干涉和强权政治的正义斗争。中美洲国家和人民不屈服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与现状

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在处理地区冲突和争端的实践中的创举。1948年联合国向巴勒斯坦派出“停战监督组织”,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项维和行动。 维和行动是指联合国根据冲突当事方的同意,实地部署军事、警察或文职人员,通过非强制性行动,在联合国的指挥下协助控制和解决争端的行动。 维和的实质是“维持”和平,而不是通过采取强制的武力行动实现和平。它的根本作用在于,为通过其它政治、外交途径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维和行动真正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是在80年代末冷战结束前后,同传统维和行动相比,被人们称为第二代维和行动(1988年以后的行动)有显著不同。 维和领域目前存在着困难和问题。如何总结经验,解决现存的问题,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是联合国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