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与微观视角下的日本环境ODA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环境ODA是国际绿色援助领域的重要现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环境ODA以积极的发展态势走在国际绿色援助体系的前沿,以极具战略色彩的发展特征追逐国家权益的增值。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和手段,日本环境ODA呈现出继续加强的发展趋势,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日本对环境ODA的战略发展与运用,对兼具受援国与援助国双重身份的中国有重要启示。日本对华环境ODA曾是中国获得国际环境援助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日本对华ODA贷款的停止,对华环境ODA的骤减,中国作为面临严重环境污染的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与日、欧、美的环保合作,从多层面弥补本国环境治理上的资金技术不足。同时,作为援助国,中国应积极借鉴日本的经验,追求对外援助的最佳效应。     

浅析日本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

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经济外交成为日本外交的突破口.在援助、贸易、贷款“三位一体”的经济外交策略中,政府开发援助(ODA)成为日本与亚洲国家开拓外交关系的主要手段.日本对越南的ODA援助成为日越关系中的重要部分.     

国际社会对越南提供ODA援助情况综述

一、基本情况自1993年越南政府开始争取国际社会对越南提供ODA政府发展援助 ,截止2003年底 ,共获得各国和国际组织承诺的ODA发展援助达253.89亿美元。越南就ODA援款与各援助国及组织签订协定、计划等价值达196.3亿美元 ,占ODA援款总额的77.19% ,其中贷款159亿美元 ,商签协定352个 ;无偿援助37.3亿美元 ;到位资金达131.81亿美元。上述援款为越南基础设施建设、消饥减贫、行政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越南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基本特点11年来国际社会对越南提供了巨额ODA政府发展援助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条…     

日本对华ODA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日本于1979年决定向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此后,日本对华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日本对华ODA的国际环境、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和政治关系等诸项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发生了“ODA摩擦”。日本已决定于2008年结束对华日元贷款。随着“后ODA时期”的到来,中日经济合作迎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点。     

日本新ODA大纲与安全保障

201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对“开发援助(ODA)大纲”作出修订与调整,并通过了更名后的新版“开发合作大纲”.新的ODA首次允许对其他国家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援助.这被认为一直以来主要在与军队无关的民生领域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日本ODA政策将实现重大转变,反映了日本政府在201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的将积极从战略角度利用ODA的方針,以及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日本政府修订ODA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安全保障,辅助武器出口三原则,但实际上可能损害日本的海外安全利益.     

日本为何炒作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

日本对华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的ODA决策也是出于其自身经济和国家战略安全利益考量,并已获得了相应的回报。近年来日本炒作对华ODA问题,只能暴露其对华外交的情绪化和简单化,我国可泰然处之,理智回应。     

冷战后日本对湄公河次区域5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

本文主要介绍日本对湄公河次区域5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政策和援助情况,并对日本对湄公河次区域ODA援助现状进行评价。     

战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战后以来,日本一直以政府开发援助(以下简称ODA)为杠杆,促进商品出口、资本输出和确保外来资源供应,ODA实际上成为战后日本政府“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ODA的数额不断增加。80年代末期以来,ODA又成为日本政府推行“政治大国”外交战略的有力手段之一。     

日本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1980-2000年,日本政府共向中国提供了四次政府开发援助(ODA)。这既为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和进口能源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冷战后,日本对华ODA的政策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是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但即便在2008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终止后,两国仍将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深化互利合作。在新形势下,作者提出了加强中日合作的一些建议。     

浅析韩国ODA的发展

二战后，韩国迅速由ODA受援国转变成援助国。自1963开创援助供与国历史以来，韩国于1995年正式结束了借款对象国的地位并转变成援助供与国。这是国际社会中罕见的成功案例。但目前韩国ODA因无偿援助比例过低、限制性援助比例过高、赠与率过低、地区和产业分布不均等原因其ODA质量还很低，仅处于新兴供与国的水平，与DAC会员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欧盟的全球援助体系概况

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外援助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服务于援助国的国家利益。二战后，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外援助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即利用对外援助争夺、扶植、拉拢其他国家，以壮大各自阵营实力。欧盟前身欧共体的对外援助始于1957年同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即ACP地区）签署的两个《温雅得协定》和五个《洛美协定》，     

马来西亚国际发展援助现状及其特点

就发展援助而言,马来西亚既是受援国也是援助国。技术援助是其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援助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盟和非洲国家,同时积极参与南南合作。马来西亚拥有独立的援助管理机构,并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能力及素质,确保援助有效实施。     

援助安全：一个基于援助载体的新议题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由援助国提供的特殊性国际公共物品,它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政策工具,对外援助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国际政治中,有志于发展的对外援助都与安全问题息息相关。援助与安全之间的联结经历了从一般关联到深入互嵌再到"安全化"的演变历程,安全思维越来越多地影响对外援助过程,冲击着连接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援助资源载体。面对嵌入对外援助过程的"安全化"趋势,通过聚焦援助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发展趋势,试图诉诸安全视角来审视援助载体,并因此提出了"援助安全"概念框架。该框架致力于从国际结构转型、援助国和受援国关系及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等不同角度探寻援助过程中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与制度资源分别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和风险来源。援助安全可以从技术条件性、透明性、实施预算管理、提供援助安保人员训练和改革全球援助体系等举措得以保障。     

对外援助中国际信誉生成的交换与归因逻辑

当今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间相互不信任感随之上升，构建一国国际信誉成为国际合作的重点与难点。作为经济外交的一部分，对外援助是一国国际信誉生成的重要方式。本文建立一个由交换结构、归因机制、兑现承诺构成的理论框架以解释对外援助中国际信誉的生成逻辑。交换结构分为议价交换结构和互惠交换结构。援助国在不同交换结构中通过兑现承诺生成不同类型的国际信誉。议价交换结构下，受援国对援助国援助行为进行情境归因，偏向于对援助双方交易性关系的感知，此时，援助国兑现援助承诺生成商品型国际信誉。互惠交换结构下，受援国对援助国援助行为进行属性归因，偏向于对援助双方社会性关系的感知，此时，援助国兑现援助承诺生成认同型国际信誉。国际信誉水平的高低则取决于援助双方的交换结构。通过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和欧盟对非洲援助的案例分析，验证了这一理论框架。从中可以获得启示，对外援助中要树立正确义利观，坚持互惠交换结构，建立高水平国际信誉。     

日本对华ODA贷款计划的终结

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对华ODA计划,它期望将经济援助作为协助中国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让中国成为爱好和平的参与者,并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日本的ODA计划深受道德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谢意。2005年3月,日本宣布计划自本财政年度开始削减对华低息贷款规模,到2008财年逐步终止全部计划,同时继续提供用于人员培训和环境保护计划的赠款与技术援助。日本终结对华ODA计划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认为这项计划是“出于日本的利益考虑”,挫伤了日本的积极性;二是中国的经济成功、军备增强及其对日本利益的影响等;三是日本ODA政策的总体变化。笔者认为,致使日元贷款计划终结的情况变化表明,中日双方利用历史问题实现政治目的充满风险。历史问题在日中关系中几乎无处不在,仍需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处理。面对中国从日元贷款毕业的必然趋势,中国和日本相关政府机构和政治家都应具有相当的政治远见,从而避免决策过程如最近那样受到日中政治关系恶化的不良影响。     

拜登政府对外援助政策调整及影响北大核心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对外援助政策传统，相比特朗普时期进行了明显调整，主要表现在：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层级，增加政策效力；增加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加强资源保障；强调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属性，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重视对外援助的多边渠道，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调整对外援助的优先目标，加强援助议题设置。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统筹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议程，通过加强意图与能力、目标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其内外影响初步显现：大幅提升对外援助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力促全球国际援助的战略化、政治化、工具化趋势，并推高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对抗性风险。但受制于对外援助“内顾”倾向、美国国内矛盾激化、舆论严重极化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无法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巴西对外援助的发展现状和管理体制

本文主要研究巴西对外援助的发展现状和管理体制,详细梳理了巴西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援助方式、主要领域、地缘分布、政策演变、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最新动向等。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巴西提供对外援助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逐渐由净受援国向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身份转变,对外援助发展迅速。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巴西对外援助是其追求地区领导力和加强国际地位的有力工具,对外援助也由此体现了巴西外交政策的多重诉求。尽管近年来巴西经济有所衰退,从全球第七大经济体降至第九大经济体,但仍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提供的技术合作在南南发展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以三方合作为代表的援助方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前国际发展援助版图,提升了新兴援助国的话语权。巴西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对外援助诉求有相通之处,分析巴西对外援助的发展现状、管理体制、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能够为中国对外援助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于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ODA)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的重要国际融资来源。当前流入贫穷国家的ODA有所回升,流向领域分布的结构发生变动,来自非政府组织(NGO)和南南国家之间的援助增加。为充分发挥ODA的效用,必须加强援助双方之间的合作,改进ODA的分配标准,以及重视ODA的效果。     

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外交随着日本国家战略与日本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出现了急剧转变。2005年以前,是以"入常"为核心、由"大国战略"支配下的经济外交政策。当时日本经济外交十分重视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一政策手段,目的是推动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实现。到2005年以后,走向尚不完全明确,但追求双边、多边和地区经济合作,服务于日本国家新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政策宗旨没有改变。其中,以参加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合作协定(TPP)等地区合作成为重点,也包括同东盟、大湄公河、印度、中韩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紧密合作、自由贸易区合作等。同时,遏制中国色彩的政策成分日益凸显。     

“积极和平主义”背景下日本ODA政策的调整与影响

在"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的ODA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呈现出由"经济开发型"向"战略支持型"转变之势。新一轮调整在援助目的上更加注重对日本外交、安保的支持效应,在援助领域上解除了对支援他国军队的限制,在援助对象上突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更看重对日本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安倍政府此轮调整的主要战略考量是,基于ODA自身战略功能的扩大,从而使之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化的战略目标,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制衡中国。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更具针对性的ODA增加了周边外交的复杂性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竞争压力,需要通过树立亲疏远近的外交意识,打造援助—投资范例和适度扩大军事援助来进行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