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成为学界和政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收录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范佳睿和翟崑以规范为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提出应推动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该研究有助于实现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具体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

拓展利益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扩散规范是其拓展利益的重要方式。欧盟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以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推进经济关系融合；以增进互信和共同安全为目标，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以人本理念为倡导，提升欧盟文化与国际影响力；以民主与人权为内核，推广欧盟核心价值观。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欧盟不仅拓展了自身的利益和影响，而且显示了区域间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特征。随着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基础出现松动，规范扩散的多边主义环境发生变化，东盟的规范需求与区情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尽管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在双边关系互动中仍具影响力，但欧盟也需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作出积极调整，不断探求契合欧盟与东盟关系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缘起及其运作——兼论中国的立场与作为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是东盟为进一步深化同对话伙伴国在非传统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的讨论与合作而建立的安全合作机制。这一会议机制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第二,要求大国的政治承诺和对规范的认同;第三,追求务实的安全合作。东盟通过运用议题设置、制度建设、决策程序等诸多手段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通过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方式协调大国行为。由于东盟缺乏必要的物质实力,大国对于政治承诺与规范认同的漠视使这一会议机制面临失灵的风险。东盟在建构规范约束其他大国行为的过程中,其自身也被建构的规范所约束。这为中国通过影响规范创设进而影响东盟决策提供了切入点。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影响这一会议机制的议题设置,也可以将这一会议机制作为在新时代调适中美关系的抓手,推进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务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浅析东盟的“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是一种将人视作安全主体的全新安全理念。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东盟试图从广义上来理解"人的安全"并突出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一面,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方面东盟强调两者的互补性,在"与人权相关的干涉"等问题上则固守其传统的"东盟方式"。东盟之所以能够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因为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变、地区已有"综合安全"观的积淀、非政府组织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东盟规范的演进及其对外部规范的借鉴:规范传播视角的分析

规范是建构主义兴起后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规范传播是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现有的规范传播研究多集中于规范在组织内的纵向传播以及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横向传播,并在这两个维度上探讨规范的传播机制与传播战略。东盟规范根源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本地经验并借鉴了部分外部经验,伴随着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形成与发展而逐步生成和不断演化。东盟规范的演进过程同时体现了规范的纵向传播以及横向传播;从"小"东盟到"大"东盟,体现出东盟规范的纵向传播;东盟规范在东亚地区主义中的作用和影响则体现了东盟规范在更大范围内的横向传播。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在借鉴的基础上对部分欧洲安全规范进行了本地化,体现出外部规范对东盟的横向传播。无论是东盟规范的向外传播还是东盟对外部规范的本地化,都体现出东盟不断适应形势变化、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需要。     

论东南亚地区秩序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南亚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格局中,中美日三个大国与东盟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既是中美日三个大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它们的共同利益。东盟是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中美日三个大国能否在该地区实现合作共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的影响和如何发挥作用。     

东盟冲突管理方式:概念、挑战与变革

东盟冲突管理方式以尊重成员国主权为前提,通过协商一致和第三方调解等方式促进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其着力点是通过塑造规范、促进合作等方式预防冲突的发生。东盟冲突管理方式的无力性集中体现在对成员国国内冲突的管控上,其根源在于成员国在融入区域性集体机制的同时仍坚持个体化的主权践行方式。主权融合基础上的制度建构与实体资源配置将是东盟提高冲突管理效能的路径选择。     

在东亚新格局中的中国-东盟合作--论新型的中国-东盟关系

当今的中国-东盟关系是建立在现代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它既不同于古代华夷秩序体系下的封建帝国与周边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那种战略同盟关系,新型的中国-东盟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信、互惠、互利,拿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讨论。然而,学界对于国际秩序定义的持续争论,以及世界政治中"秩序转型"机制的理论化缺失,使得这些争论各执一词。文章通过回归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引入国际秩序的综合定义,并对其进行分层(基于规范、基于权力和基于规则)与分类(安全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此基础上,文章区分了国际秩序转型的三种不同形态,分别是基于规范秩序的系统性转变,基于权力秩序的格局性转变,以及基于规则秩序的制度性转变。在亚太地区秩序转型的过程中,国际秩序的九个维度呈现复杂而多样的动态发展趋势。作为塑造未来地区秩序的主要行为者,中国同时扮演着支持者、改革者和挑战者等多重角色。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将比普遍认为的面临更多困难,其结果也充满不确定性。     

编者的话

<正>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关系到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大局,是中国塑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中之重,因此深入理解东盟自身和东盟对华态度问题格外重要,这也是本期的重点话题。张蕴岭从如何理解"东盟方式"、如何理解"以东盟为中心"以及如何认识东盟共同体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独特特征,认为东盟所践行的包容性原则(或称舒     

参与、接受与建构——以1997—2005年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规范建构为例

在1997年到2005年的8年中,中国全面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在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的外交活动中,不断提出积极有效的建设性提案,推动了地区规范和秩序的建构,为论坛的发展和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全面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建构进程,是对东盟方式接受的基础上自身负责任大国身份确立的结果.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太平洋主义"与21世纪亚太地区体系和秩序

随着中印俄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地缘中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同时,太平洋两岸的美中日印俄澳等主要力量越来越关注地区秩序、体系等问题,并试图确立本国在上升的亚太地区及将形成的地区体系中的地位,建立有利于本国的地区体系框架,融合、制约和平衡其他地区力量.因此,亚太地区正在酝酿、出现和形成某种以地区主要力量为若干中心和框架的地区体系和秩序.在此情况下,本文倡导容纳亚太地区主要力量的"太平洋主义"结构、体系和秩序,以全面反映21世纪亚太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融合亚太地区大国问的共同利益和共识,确定地区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确保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发展.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欧盟的“韧性”与东盟的“抗御力”——一项区域核心概念的比较研究

当下学界流行的"韧性"(resilience)术语是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与印尼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东盟在1976年写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抗御力"(resilience)属于"同词异译"。"韧性"与"抗御力"之间既有异同,也有联系。其中,对国家实力、区域安全、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这三种基本要素的共同强调是"韧性"成为东盟与欧盟共有概念的关键。这三大要素的凸显又源于东盟和欧盟前后经历的相似的域内外安全形势以及二者在规范与机制层面存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但是,韧性与抗御力之间在规范扩散路径上亦存在显著差异,规范语境、规范设置行为体及规范-机制关系等方面的不同是这种差异的主要成因。     

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与东盟的外交协调

东盟的外交协调受到东盟机制的有限性、东盟规范的约束力以及地区安全替代选择的制约.这表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的出台并不能对东盟国家间的外交协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蓝图提出的新的合作领域有可能影响到东南亚国家在某些共同关切问题上的外交协调,从而形成不利于中国的集体立场,因此,中国理应对东盟这些新的合作领域给予关注和重视.     

机制创新与地区合作--以东盟非正式决策机制为例的分析

东盟的"5-1"决策方式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决策惯例是东盟正式决策机制所没有的,是东盟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的一个创新,是东盟决策机制的创新;这一创新很好地解决了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是东盟具体合作得以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