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感觉什么都很快速

<正>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东南亚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受和喜爱。20年前，中国在各大国中第一个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过去十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范围不断扩大，让双方都从中获益匪浅。同时，越来越多的东南亚青年也选择来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     

印度与东盟关系:来自印度学界的视角

当前印度学界对印度与东盟关系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冷战后印度参加东盟一体化进程和双方政治经济合作两大方面。以"东向政策"为先导,印度通过次区域合作、印太战略等政策,逐渐嵌入到东南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印度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合作成效明显,但是中国因素的影响也较为突出。总体来看,现有印度—东盟关系研究存在较强的地缘政治色彩,政策实务描述居多,问题意识明显,但是理论分析较少,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范围和深度有待拓展。大国博弈、中国因素、东盟中心地位等,将成为未来印度—东盟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与“一带一路”建设

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履行社会责任是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式和重要内容。回顾官产学研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既有文献,虽然国际社会已就企业是否应承担、为何要承担以及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一些共识,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内涵和评价标准莫衷一是。鉴于此,文章结合正确义利观的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宗旨,提出一个由动力机制和构成内容所组成的“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分析框架。其中,动力机制又分为规范机制和奖惩机制,构成内容则涵盖公司治理、经济、社会和环境四个维度以及九个相关议题。作为例证,中国路桥在蒙内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治理、经济、社会和环境四个维度积极开展履责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堪称“一带一路”参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注重五个方面：确保企业履责的可持续性;寻求企业履责的多方联动;做好企业履责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平衡;实现企业履责意识、行动与传播的有机统一;促进企业履责的精细化发展。     

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现状、问题与模式选择

在中国崛起和东亚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双边关系正稳步发展,但近年来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实施给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变数。中国与东盟应该加强经贸合作,巩固政治互信,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加强,将为中国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奠定基础,在中日互信关系降到冰点时,这种国际信任尤为重要。中国与东盟应在全面合作中建构新的共同利益,同时正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因势利导,选择恰当的政治互信关系模式。     

中和共发论：“一带一路”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国际发展的倡议，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一倡议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其理论基础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和共发论，基本逻辑是打破西方制度主义迷信，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充分尊重世界各地多样性的基础上，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国际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十年实践证明，中和共发论突破了欧美国家倡导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开创了开放创新共享的全球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与问题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在双方的努力推动下,合作机制和制度基础不断得到完善.2004年签署的<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又取得了实质性的新进展.本文在总结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与新进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薄弱之处和问题所在.     

新时代下港澳引领式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安全环境、发展条件与实施路径

新时代下地缘政治经济开始重构,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一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动力。香港和澳门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有着“引领式参与”的独特功能,这也是激发港澳自身潜力与“一带一路”提质升级的关键所在。在引领式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港澳应充分发挥其在地理区位、政治制度、金融合作、航运软硬件等方面独特的优势条件,并突破自主决策权相对有限,缺乏完整产业链,面临其他省市有力竞争,以及智库与人才建设培养不足的内在瓶颈。     

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

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东盟,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拟订新的思路和框架,以推动双方经济的更大发展。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即是双方今后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和“两个层面”。“三个层次”指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两个层面”指的是政府间合作与非政府间合作。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略论

过去10年中,中国和东盟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不断建构和拓展了共同利益,为双方关系的继续推进积累了经验。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推进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深化和推进。     

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中欧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竞合：演进、成因与对欧影响

欧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首先回顾了中欧视域下“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演进历程,并梳理了各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成就和挑战。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经历了“相对冷淡”“相对积极”与“竞合并存”三个时期,欧洲由“相对冷淡”到“相对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一带一路”倡议自身的表达逐渐完善、项目成果逐渐显现以及欧盟加快经济复苏诉求的共同作用;从“相对积极”到“竞合并存”则是中欧产业竞争加剧、欧盟对中欧关系认知变化、欧盟地缘政治转型下经贸问题安全化及美国因素的综合影响。尽管欧洲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但能否为欧洲参与国带来切实的发展利益才是决定中欧“一带一路”竞合长期走向的关键因素。基于全球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欧影响。“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促进效应、投资促进效应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效应三个机制有效提高了欧洲参与国的经济增长与居民就业水平,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市场开放性和债务陷阱问题的指责不实,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并未显著提升欧洲参与国民众对中国的平均印象,民心相通仍然任重道远。     

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分层路径探析——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为此,不但需要考虑中国的诉求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自身建设的需要,也要对其合作伙伴及推进路径做出合理选择.“一带一路”研究的侧重点应从必要性向可行性转变.基于长时段—结构与中时段—局势、历史与现实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宜差异化分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依循以国家重要性分类为基础的项目分层路径.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文章首先确定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类别归属,进而分析在互联互通维度中国与相关类型国家实施长期、中短期等项目的可行性和利益保证.在“一带一路”项目推进中,中国重点深耕、推进长期项目合作的国家应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而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应该侧重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益的中短期项目.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欧盟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动因

进入新世纪后,欧盟与东盟的关系呈现新的发展势头:双方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且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在更加平等、互利、灵活、务实的基础之上.双方关系发展的动因在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双方对共同利益的重新认识.     

从居高临下施教到平等对话伙伴——冷战后欧盟对东盟政策评析

冷战后初期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原本以经济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欧盟—东盟关系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欧盟以一副居高临下的施教者面孔不断地向东盟输出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 ,试图将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强加给对方。欧盟的这种政策遭到东盟国家的抵制。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出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 ,欧盟对东盟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欧盟强调与东盟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伙伴而非施主和接受者的关系”。在这种政策下 ,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     

2004 年《东南亚研究》目录汇编

东南亚问题评论中国与印尼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分析 林梅(l一4)试析昂山素季对缅甸军政权态度的转变 林锡星(1一11)解析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系统许利平(1一17)试论缅甸佛教青年协会张旭东(1一21》东盟“安全共同体”:从理论到实践 郑先武(l一26)在东亚新格局中的中国一东盟合作—论新型的中国一东盟关系曹云华(2‘18)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与安全合作努力 汪新生(2一25)缅甸的穆斯林与缅孟关系林锡星(2一31)越南人世—背景、问题与前景许梅《2一37)菲律宾与印尼军人政治参与的比较 王锡(2一41)中国与东盟经济的互补和竞争及其发展趋势 …     

中国—东盟投资法律体系下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平衡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东盟关系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东盟的投资风险和投资保护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涉及东盟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减少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投资纠纷,保障"一带一路"投资的可持续性,建立保障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平衡的投资体系至关重要。从1985年开始,中国与东盟各国陆续缔结了传统的双边投资协议以及区域性投资协议《中国—东盟投资协议》。虽然这些投资协议中部分条款的设置较为笼统,但大部分条款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形式,总体上体现了中国对东道国利益和投资保护兼顾的"仁慈"型大国的投资法制理念。     

“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

"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性举措,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和"一带一路"涵盖的重要区域之一,东盟则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一带一路"为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注入了"平等协商""互助共建""开放共享"新理念,搭建起"系统化工程""跨国工业园区""优势产业合作""多元化创新"与"战略对接"新平台,建立了"决策与对接""市场化运行"与"跨国联通"新机制。同时,"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面临来自东盟国家内部民族主义滋长和域外大国力量干扰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在未来双边经贸合作中,中国需要更加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发扬奉献精神和展示必要的宽容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