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界限——歌德《浮士德》之“天上序曲”诠释

本文尝试诠释歌德《浮士德：一部悲剧》的“天上序曲”。其重点放在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即现代西方的认识论问题之上。由于“天上序曲”的首席位置，必然具有全面叙事的功能，它为整部悲剧文本设定了框架和条件，悲剧的产生正是因为主人公浮士德试图突破这些神性（自然）所予的界限。     

人类的界限——歌德《浮士德》之"天上序曲"诠释

本文尝试诠释歌德<浮士德:一部悲剧>的"天上序曲".其重点放在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即现代西方的认识论问题之上.由于"天上序曲"的首席位置,必然具有全面叙事的功能,它为整部悲剧文本设定了框架和条件,悲剧的产生正是因为主人公浮士德试图突破这些神性(自然)所予的界限.     

在古典与浪漫的形式中展现此在的终结——歌德《浮士德》“山谷”之诠释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最后一场“山谷”是古希腊悲剧形式和德意志浪漫精神的完美结合.尽管浮士德全场缺席,然而他却无处不在,其中诸男性形象均为浮士德的本质性变形.他在向往神性的过程中走完此在的最后瞬间,不断向上意味着原先的无神论人本主义者浮士德的神性皈依,承认并敬仰在人之上的更高存在,最终成为崇拜圣母玛丽亚的博士.     

魔力作用与自由意志——《浮士德》中浮士德与玛格雷特的相遇

本文通过对"大街"一场的解释,说明"玛格雷特剧"不是一出所谓的"平民悲剧"(或译"市民悲剧"),而是与神订约的存在同与魔结盟的存在之间的纠缠、博弈与决裂。"大街"作为"玛格雷特剧"的第一场,显示出其独特的戏剧特征,戏剧结构的连贯性体现于神性存在与魔性存在的贯穿性与结构性冲突。浮士德对梅菲斯特的命令式不仅显示出人主魔仆的关系,更是突显出浮士德在魔力帮助下实践其自由的欲念,而玛格雷特则是显示浮士德深重罪孽的试验试纸。     

“一体二魂”所反映的二元论问题——《浮士德》的理性路径与歌德思想的自我矛盾

从理性（启蒙思脉）而不是中道（古典思脉）的角度来阐释《浮士德》，可能会引发争议。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浮士德》很可以作为歌德的精神自传来理解，即浮士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歌德的文学形象；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将《浮士德》作为歌德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来看待。本文从最基本的文本解读做起，细读《浮士德》，阐释其基本思路与历史语境中的意义，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浮士德》虽然不排除作为歌德思想史全程研究的一个很好范例的功用，但根本而言，仍反映出理性精神的根本思路，即他对于人类事业的追求，仍是主要立定于面对现实的理性立场，而并非一种古典和谐的取中态度。在此基础上，来比较完整地理解作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精神象征的歌德形象。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参考底本之探讨

丰子恺(1898年-1975年)翻译的《源氏物语》出版是在1980年至1983年。这部译著影响至今。但是,丰子恺翻译时参考了哪种文献资料,在中国和日本的学界至今还是迷。文章主要以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的脚注以及引歌的翻译特点为切入口,论证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时除了他在"译后记"中提到的3种现代日语译本之外还参考了金子元臣『定本源氏物語新解』和玉上琢弥『源氏物語の引き歌』等文献资料。     

论《古史纪年》中的古罗斯帝国形象构建

古罗斯编年史汇编《古史纪年》,可谓俄罗斯民族群体想象认同中的重要一环。其被视为构建与维系古罗斯帝国形象的初始文学文本,以史书形式展现了古罗斯国家的民族生态、权力更迭、对外交往与宗教视野,呈现了罗斯族裔实现民族融合与国家建立的历史图景。《古史纪年》试图赋予古罗斯帝国以神性起源、合理版图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以此构建初始的古罗斯帝国形象。     

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使者。《教育信笺》是关于哲学思考的主题。许多知识分子发现古老的中国，受到震撼。《圣经》里对历史大一统的认识遭到质疑。中国的历史让圣经的编年史受到冲击，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徒劳地试图调和东西方思维对世界起源的分歧。热爱汉学的人士和反对汉学的人士相互辨争。耶稣会士的作品被某些哲学家、例如海德，认为缺乏真实性；但是在另一些人眼里，例如莱布尼兹，则被看作是“我们时代最重大的事件”，因为他们的作品冲击了《圣经》的编年史，甚至是《圣经》本身所提到的民族诞生和惟一语言的真实性。     

《论语》核心概念法译研究——以“仁”为例

《论语》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不仅影响了中国文明史,而且在国际流传较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影响。"仁"是《论语》的核心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这一核心概念的翻译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试图对《论语》中负载的孔子思想核心概念"仁"在法国的翻译与阐释进行比较与研究。     

《世界文学》（1953-2008年）中的德语文学翻译初探

1953年创刊的《世界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50余年来,《世界文学》积极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选取《世界文学》（1953-2008年）为研究对象,视德语文学翻译为一整体,通过运用描述性译学的研究方法,力求展现德语汉译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状态,揭示其成因并说明其嬗变。另外,通过对《世界文学》中德语文学翻译的梳理,也可以对德语文学在新中国的汉译发展轨迹有一个初略的了解。     

中译法文本构筑与译者的操纵——以法译本《夕暮》为例

翻译是一门科学。随着科学理论日臻成熟,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功能已经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具体操作者,对文本的构筑和对文字的处理,都要在点与面上权衡：大到翻译策略的制定、小到翻译手段、甚至连接词的选择。可以讲,译者的境界决定着文本的优劣。在此,我们不妨以《夕暮》法译本为例,郭沫若先生这篇散文虽短,却充满诗情画意和有着完整的语义。本文试图解读译者在此翻译活动中的思维过程,从理论中寻找到文本处理的科学依据。     

吕克特的《诗经》德译本与“世界诗歌”

弗利德里希·吕克特于1833年首次以诗歌体形式将《诗经》转译为德语,在《诗经》德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吕克特译本在翻译上比较自由,并加入了译者对中国诗歌的大量阐释。该译本直接体现了吕克特的"世界诗歌"理念:翻译世界各民族古代诗歌以促进民族间的和解与精神交流。译本问世后一再被后世诗人改写传唱,影响深远,是《诗经》西传的重要里程碑。     

评许钧的《文学翻译理论批评研究》

尽管近年来翻译理论研究呈繁荣兴旺景象,各种著作相应问世,如《文学翻译原理》、《现代翻译理论》、《西方翻译简史》等,但大多数是对翻译活动的过程及与其发展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探索,而对翻译活动的理论研究还几乎是一个空白。直到今天,许钧的《文     

重言与无语

老子《道德经》中的世界起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令人耳熟能详,《圣经·创世纪》里描述的上帝创造世界也是家喻户晓。作为创世思想起源,这两个文本无疑蕴含着中国与西方两种文化思维模式的最初原型。我们从这二者之中发掘出大致相同的创世模式。但同时也注意到,在创世过程中,西方"重言"而中国"无语"。对这一差异,本文紧贴《道德经》与《圣经》文本,着重从文学与哲学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     

借得返魂香一缕,落红重生绽他乡——试论《葬花吟》法译本的意境重构

《葬花吟》一诗在小说《红楼梦》的翻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着重从节奏、修辞和意象的角度考察已有的四种《葬花吟》法译文,比较评析其意境重构的得与失,并试图探讨新译的可能途径。     

向中国转述印度——晚清韦廉臣的印度教经典汉译研究

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1877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印度原流备考》和《印度书籍》,介绍了吠陀时代以来的主要印度教经典。其中一些文本属于首次汉译。韦廉臣集中译述印度教知识,是英国的印度学后来居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传教策略使然,他试图通过增广中国读者的见闻以促进传教事业。韦廉臣的汉译体现出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印度文化的态度,他肯定古老的吠陀文明,否定印度尚存的、活着的信仰。这种厚古薄今的历史态度反映了19世纪之后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典型立场,是东方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韦廉臣以基督教的世界观解释印度经典,认为上帝创世是世界的开始,将印度历史及信仰的源头都附会到圣经之中。他对世界同源的解释强调了圣经知识的重要地位,以及用基督教框架阐释、评价其他宗教的思维模式。同时,韦廉臣还引用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术语阐释印度教经典,以使中国读者更易接受。韦廉臣通过构建基督教—印度教、中国—印度的对比框架,对印度古代文明进行了符合西方观念的阐释。然而,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他的印度教经典汉译补充了传统的佛教翻译,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汉语叠音词的法语翻译探讨——读《红楼梦》法译本随感

汉语中大量使用叠音词,而法语中却几乎不用这种修辞手段。在把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法语时,如何翻译这些叠音词,如何在译文中保留其修辞效果,就成了翻译者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往往只能靠加注释来进行补救。论文通过对《红楼梦》法译本中部分叠音修辞格的翻译范例进行简要的分析,试图归纳出一些汉语叠音词的常用法语翻译方法。     

从三版《高老头》看傅雷的“翻译冲动”

“翻译冲动”是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纳·贝尔曼“翻译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即翻译家在语言形式上修正母语、靠近外文的心理倾向。本文比较傅雷名译《高老头》在1944年、1951年和1963年完成的三个版本,探讨翻译家笔下时现端倪的“翻译冲动”,试图在“神似”之外,找出傅雷在翻译实践中追求“形似”的努力。     

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

格林童话一直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和传播领域仅次于《圣经》的世界文化经典之一。虽然格林童话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日趋丰富和多样,但是迄今为止,还鲜有对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作系统论述的中文研究成果。本文详细介绍格林兄弟童话般的人生历程和他们搜集、整理童话故事的经过,分析了格林童话版本演变特征,并发掘格林童话的近代中译历程。     

生与死的选择——论《包法利夫人》与《死水微澜》两位女性的不同结局

著名的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包法利夫人》完成于1856年并于1925年由翻译家、小说家李劼人译成中文,十年之后译者本人的文学创作《死水微澜》在中华印书局出版。这部《死水微澜》被誉为李劼人学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代表作,它的问世引来中国文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关于两部小说的文学评论不断涌现。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发现关于《包法利夫人》和《死水微澜》两部小说的文学比较的文章虽然很多,但是很少有人从作者本身的角度来深入研究两位女主人公结局不同的原因。本文试图从两位作者的政治主张、文学选择、人生态度等几方面去了解作者的创作构思,进而找到两位女性生活经历相似但结局却不同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