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的批判,即“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一次论战。这次论战的规模并不大,时间并不算长,但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     

“十年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启动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这一历史进程。研究和探讨这场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品学与政治之争——马克思主义在海南传播的一次重要争论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琼崖大地传播。正如任何一种理论传播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海南传播面临着争鸣与交锋。以杨善集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与以陈骏业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在《新琼崖评论》与《琼东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文章,他们争论的核心是:面对这样混乱肮脏的政治局面,青年人是否要投身政治?争论的实质与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剧烈的革命还是渐进式的改良?杨与陈的争论堪称海南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来龙去脉

认清社会性质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发生的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从联共 (布) 和共产国际内部因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而引起的。大革命的失败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线。这一争论先传到党内, 后扩展到了社会。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批判的是托派。随着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深入, 论战扩大到了史学界, 发生了社会史问题论战, 后又发生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著作给这场论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同逻辑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近代中国人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研究李大钊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搞清楚李大钊为什么认同马克思主义,怎样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及认同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从主体和感性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全面兴起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翦伯赞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并密切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致力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跻身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行列。抗战时期,从历史哲学角度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建国之后,发表了一系列史论结合文章,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促进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     

现代思想的抉择——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之争

20世纪50年代,台湾思想界爆发了一场以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徐复观、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之间的激烈论战,新儒家试图以复兴儒学的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开出现代民主的良方,而自由主义的一方则选择了新。这场论战既可以看做是五四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的延续,同借助于对自由民主理念的积极推行以促成中国民主宪政的政治格局的彻底革时也直接影响了此后台湾文化发展的基本取向。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传播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爆发了一场著名的争论——"问题与主义"论战。它对于迅速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意义重大。但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方案的争执,而是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对两种理性即"进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取舍和偏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与中国革命关系更为直接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上,力图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早期传播的重点在唯物史观,对辩证法则相对比较忽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转向

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主体的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理解马克思”和创新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指向。近年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我们解读当代中国现代化中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启示和借鉴。     

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基本上都是从消极方面来判断这种影响的,缺乏全面、客观的态度。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影响,就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从＂以俄为师＂转向了＂以苏为鉴＂,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经验总结．实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深刻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发展过程及实现形式三个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实现马克恩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既要研究历史．又要研究现状．最后要实现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随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探索,是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的。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表的文章,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大革命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其重要理论成果。     

实践差异性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路探究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条基本的进路: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进路;肇始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路。作为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东西方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化和发展的根源。     

恽代英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恽代英承接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不断的自我扬弃中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旗手.他关注青年,教育青年逐步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恩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见解.恽代英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共谋·共创·共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向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过程.这种“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主体和“中国实际”三者双向互动、融合、相适应的过程.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谋、共创、共生”三重向度,即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实现三方“共求”解决中国问题；用中国实际“化”马克思主义,三方“共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互化”,融为一体,共存共生.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五四前后,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围绕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以及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论战。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知识分子将国家出路与文化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思考,进而寻求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而掀起的论争。这场论战发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许多新的特点,它对后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一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使激进主义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有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化朝激进主义的方…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探讨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备受争议,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阿尔都塞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这场争论同样波及中国。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和实质,对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发展确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科玄论战：重建人生哲学的理论冲突

科玄论战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在重建中国现代人生哲学问题上的一次深层次理论冲突。三派分别主张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主义 (实验主义哲学 )、人本主义 (生命哲学 )与复兴的儒学作为构建现代人生观的理论基础。通过论战 ,三派的理论分野开始形成 ,同时也显示了深层理论冲突的特点。关于现代人生哲学的建构应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本理论基础的争论 ,是这场论战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以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 (现代新儒家 ) ,主张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生命哲学的理论为依据。强调只有…     

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主张复兴农村的“以农立国”论者，另一方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主张繁荣都市的“以工立国”论者，除此也有人主张“第三条路”和“先农后工”，“发展农业资本主叉”。就争论的问题来看，其焦点在于是促进农业以引发工业，还是发展工业以救济农业，抑或先农后工？亦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走“农化”的道路，还是走“工化”的道路，或者走先“农化”后“工化”的道路的问题。尽管论战各方都缺乏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也没有搞清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但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反思这场争论，不仅有其学术价值，也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