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杜赞奇的解说为切入点

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state）是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构建现代国家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杜赞奇的解说为观察点，通过对“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诠释“国家政权建设”新范式的分析，试图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些许条件。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排行

点评：与其说“最好”，不如说综合幸福感更高，生活更舒适的国家。这些“小而富”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再次显示了实力。     

微观察

中国国家治理的的两个“眼”《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好？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二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两条要切实做到、一如既往，就要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     

现代财政制度: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简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决定》单辟一部分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特别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两次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一重要命题，这充分表明我国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演进脉络与中国化实践

国家在现代政治经济活动中具有核心地位，但马克思本人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的国家理论，只是揭示了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指明了源于物质生活和生产关系演进的国家发展方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文聚焦国家和社会关系这一条主线索，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工具国家”到“主体国家”，再到“关系国家”的演进脉络。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体来说是社会分化成阶级之后的产物，阶级性因此成为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出于维护社会再生产和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需要，国家获得了相对自主性，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工具”的国家和作为“主体”的国家从而实现了矛盾的统一。随着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摒弃了将国家视为一种“物”和“实体”的做法，提出了关系视角的国家理论，强调基于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来理解国家，进一步打破了机械唯物主义国家观。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基于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核心是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实现两者的相互增强。     

如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个重要论断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趋势，指出了我们国家面临着的一个关键问题。     

“政务官员”与“事务官员”

自从十三大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来，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已进行了六次政府体制改革。当初，改革的锋芒所向是“国家干部”。十三大报告指出：“‘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人才成长；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因此，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     

国家安全观：政治意识的时代课题

国家安全观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利益观。国家认同的观念意识，其轴心是在制度的体系结构和习俗的共同约定内主动地接纳其为自我的行为之“约束”，正确实践这些自我接纳的行为规定，在社会物质现实和对现实的诠释中合法且合理地参与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国家忠诚的观念意识所要求的是，对一个业已做出的关涉国家利益的决断的正确性有足够的自我信任，凝结对国家情感的感动力量，能够在与对国家持批判意识的“较量”中不会任性地推断国家。国家保全的观念意识是说，无论任何局势的升温始终如一地在面临的“战斗”中坚守最深刻和最高贵的国家使命，摒弃对国家的恐惧，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程度与国家同在。     

政治文明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江总书记这里论述的“政治文明”问题，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走群众路线 重在落实——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有感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对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权力机关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治国理政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加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说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把握独立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把握社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活动体系；把握主体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言说体系。     

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阶级实质与民主幻象,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性是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列宁分别从领导主体、参与主体和治理方式三个方面对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发展进行探赜,建构并擘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进路与理想蓝图,正面回应了苏维埃国家治理“由谁领导”“谁来治理”“如何治理”等现实问题,不仅从理论维度上拓展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广度和深度,也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思路启示。主要包括：新时代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治理主体的地位;必须走法治的道路。     

荐书

《中国海魂：从郑和到钓鱼岛》中国海事600年铁血征程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我国历代的海上英雄和海权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该书视角独特，颇具新意。主要披露了作为第一个提出“海权论”的中国人郑和的观点，“与国家富强不可至海洋于不顾”。     

关于加强对铁路党校学员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党校是培训各级干部人才的教育基地，党校教育是“科教兴国”的“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加强对学员创新能力的培养，就成为党校教学的一项重要课题。     

守“土”有责

翻开《宪法》，第三条赫然醒目：“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是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人大代表代替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主要手段之一。     

“赶考”精神新论

新中网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把建设国家政权比作进京“赶考”，并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法治国家建设略议——从立法成绩估价谈起

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法治国家建设都可谓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头等要事。早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前后，笔者就曾在一系列论文中不厌其烦地指出：20世纪前50年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20世纪后50年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     

信心尤为重要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回答“应当怎样应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时说：“当金融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信心尤为重要，人民的信心尤为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信心尤为重要0这个时候，信心比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一些。”     

国务院关于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国务院决定，对为我国科技事业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组织给予奖励。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核，经国务院批准并报请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授予叶笃正院士、吴孟超院士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经国务院批准，授予“高等植物株型形成的分子基础”等38项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授予“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项目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授予“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用数字传输技术（TDS—OFDM）”等39项成果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授予“新一代港口集装箱起重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等18项成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