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文章认为 ,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指出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础地位 ,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和举措。     

论邓小平对生产力分析方法的重大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实践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加以创新与发展。邓小平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体现在:从分析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现了生产力分析方法的实践性;从抓住社会生产力的本质特性即"解放"与"发展"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活力在于"改革",体现了生产力分析方法的辩证性;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并将生产力标准创造性地细化了,突出了生产力分析方法的综合性;从分析生产力的构成体系出发,对此提出了详细、可供操作的策略方法,突出了生产力分析方法的具体性。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生产力概念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具体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联合生产力和个人生产力、主体的生产力和客体的生产力六对、十二个生产力概念,说明了这些概念的共同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从中总结出六条有益的启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生产力观的应用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产力观 ,对生产力作了性质上的区分 ,科学揭示了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的意蕴 ,并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理论进行了新阐释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     

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观点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七一"讲话是一篇理论创新的杰作,处处体现着创新精神.在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论述中,就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一是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概念,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联系起来;二是提出了生产力在性质上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先进生产力推动的;三是对劳动者的构成以及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进行了新的分析;四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肯定,认为它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试论生产力的人文维度

本文从人文的维度重新来梳理、认识生产力,不仅探讨了生产力的内涵以及它的两个维度,还从历史上追溯了生产力的人文本性,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生产力内涵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生产力人文属性的作用.     

道德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包括精神生产力,道德生产力作为精神生产力的一种,它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是有特定条件的,其发挥作用具有间接性,必须经过“显化”的过程。道德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是时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交叉学科的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深刻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指出了生态环境的生产力属性,分析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价值目标和实现路径等问题,揭示出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克服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生产力的片面认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     

邓小平最富创新性的一个理论贡献

邓小平理论中最富创新性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文章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的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生产力标准是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是非标准等三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阐明了这一理论贡献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出强调了先进生产力,强调了生产力当中人的作用,突出了科技对先进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     

我国城乡不平等问题探析

城乡不平等是指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庄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这种城乡不平等的成因主要有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等。为此，要消除城乡的不平等就必须树立城乡平等理念，并对重城轻乡的政策走向予以调整；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迁徙流动和选择住所的权利；要从体制上解决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把农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构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受到全球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加大了改革开放的难度和风险。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彰显,也给两制关系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全球化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渐成国际社会的一股潮流,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但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及“明的冲突”、“中国威胁论”等思潮的出现,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构成了严重的阻碍。面对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必须树立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全新观念,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中国共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百年回望与经验启迪

乡村治理是考察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的重要切口.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过程演进,始终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框架内展开,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动.以改革开放为时间标识,可以将这个由现代化催动的历史进程分成前后延承的两大时段:前一时段侧重于解决国家政权建设的时代命题,并呈现为从政党下乡局部实践到总体治理逐步打造的路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本质要求

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把握时代进步的脉搏,要为人民群众所信奉,就必须适应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关键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它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和谐社会构想的伦理学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标志人类社会发展观、价值观的一次新飞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既是对伦理实践的理性回应,也是对伦理学理论的升华。把握和谐社会的伦理学内涵,厘清实现和谐社会的伦理学路径,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战略思维:解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视角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彰显着中国社会发展实现转型的标志和契机,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思维方式层面对发展进行总体性反思,从而规范和导引发展。战略思维契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特质和发展要求,成为规划当代中国发展的主导思维范式和解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视角。战略思维规约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表征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交往力——人类社会基本的发展力

交往力是主体开展交往活动以有效获得发展性动力因素的能力,交往力构成主体和人类社会基本的发展力.交往力由交往量和交往质的乘积构成,而交往量的构成又表现为交往广度×交往速度×交往频度;同时,交往质又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交往结构,其中包括交往主体结构、交往客体结构、交往内容结构、交往中介结构、交往主客体结构、交往时空结构等.     

易学与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思想

<周易>及易学的启示和影响,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东汉后期,社会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挽救东汉政权,王符、仲长统、荀悦等人借助易学阐发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思想.这些思想更多地摆脱了象数易学的束缚,在义理解<易>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促使易学最终向玄学转型,成为东汉后期易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诉求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是在实现人类解放、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高诉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学说的目的和使命,也是他们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一过程中内在的逻辑归宿和价值追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实践过程,为此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