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命题,同时也是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战略问题。周方银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内涵解构和战略思考。他认为,这一新概念的实质在于,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平衡战略竞争、稳定双边和实现必要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大国无战争背景下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文章同时回答了中美两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即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它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被简约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和"缠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的基本经验,国际体系在广义界限上的重大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的如此能动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通常聚焦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而较少关注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不同逻辑。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同时,国际规则的适用性普遍提升。这些新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超越国界的全球利益日益凸显。这为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取决于国际道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和借助道义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实力路径看,小国既可以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策略,也可以选择"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从道义路径看,小国可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和参与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由此可见,国家实力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倚重国际道义的小国也可以获得超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     

中美欧三边关系结构变化及其发展前景

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了当前全球政治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世界变局深度发展,全球权势扩散趋势加速演进,一个伴生性结果就是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且形成三边复杂的利益交汇。随着全球性、跨国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进和强化有效的全球治理,构建更为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体系,这尤其离不开中美欧作用的发挥,也必然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不断进化。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未来具有至为关键的作用。针对美国将中国排挤出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企图,须保持思想和战略上的冷静,要以更大决心和更有力的举措深化与欧盟和其他主要力量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回归基本稳定并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做出积极调整,争取欧盟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促使中美欧三边关系真正实现向典型的三角关系转换,保障国际关系民主化取得重大进展。     

既得利益集团与苏联剧变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鲜明地提出,党内“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中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政权的性质、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问题。苏联剧变即是明证。 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还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小集团、为权势阶层     

对外战略转换中统帅与官僚群体间的复杂博弈

在对外战略转换过程中,存在着游离于决策制度和程序之外的复杂的权势博弈,博弈的一方是在制度设计中被赋予特殊地位的政治统帅,另一方则是以理性决策为基础的专业官僚队伍。决定双方在博弈中胜出的关键,是政治统帅的个性特点和官僚群体的权势集合。在统帅个性不变的情况下,官僚群体的集合权势越大,在政策博弈中胜出的概率越高,最后的政策也就越倾向于官僚群体的立场。而在官僚群体权势不变的情况下,统帅个性越强,在坚持个人偏好方面就越固执,其在政策博弈中胜出的几率就越高,最后决策也就越倾向于统帅的个人偏好。对比公元前166年和公元前133年汉廷两次对匈奴战略决策过程中统帅与官僚群体之间的博弈细节,可以较好地印证上述理论。而在相同的政治制度背景中,统帅与官僚群体之间博弈的四种类型呈现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异。加入时间的维度,双方博弈的最终结果符合统帅个人偏好的几率远较其他几种结果更高。如果不深入分析决策细节,观察者会很容易把决策结果看成是统帅个人的专断独裁甚至是随心妄为。这种发现对于我们观察传统中国和理解当下中国对外战略转换不无裨益。     

新闻话语视角下的南海问题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话语权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执政要素之一。作为亚太政治焦点的南海问题既是领海和资源的实利之争,也已成为关系国际道义、国家形象的话语权之争。本文梳理了南海问题及相关新闻话语研究现状: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语言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些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足;缺少关于东盟非争端国的南海政策及话语研究;对于中国南海维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研究较少;对"南海机遇论"关注不够;对互联网新媒体如微信、微博的在南海问题上的传播研究关注不够。创新南海问题新闻话语和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有新闻话语分析和舆论风险管理研究等。以新闻话语为理论工具来分析东盟媒体有关南海问题的新闻舆论,有助于中国应对在南海领土争端上所面临的话语权问题;在学术价值方面可检验和验证新闻话语理论,并丰富南海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反思英俄中亚“大博弈”——进程、实质、特点及历史镜鉴意义

英俄中亚"大博弈"在持续时间、竞争烈度和过程的复杂曲折性上,都要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同一时期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博弈。从1864年俄国对中亚河中地区大举展开征服战争,到1895年英俄签订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协定,这场博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博弈的开始(1864-1873年)、博弈的高潮(1874-1885年)和博弈的落幕(1886-1895年)。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实质,是作为海上霸权国的英国与作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强国的俄罗斯,为竞逐亚洲霸权而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它们在亚洲的权势对它们在欧洲的权势以及它们的全球地位和国运兴衰,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英俄两国既不乏明智之举,也实施了不少激进的政策,留给了后世大国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而言,这些经验和教训更需要予以重视。反思历史,对照当代,中国在中亚事务上坚持既定政策的同时,还须对"国家威望"问题、"间接路线"问题与"帝国坟墓"问题保持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论二次大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法苏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立即走上了联合抗德的道路，并将合作关系维持到大战胜利结束。归纳起来，战时法苏关系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法苏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除了考虑战时需要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战后的政治和安全。第二，德国问题始终是法苏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上的相同利害关系成为它们合作的主要基础，美英因素对它们关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与制约作用。第三，合作是战时法苏关系的主流，但双方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所有这些特点决定了战时法苏关系的基本面貌，大大丰富了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关系…     

苏联对战后经济重建的思考——迈斯基关于战后英、美经济政策的报告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构建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非常关注在战后同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战后美英经济政策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在这两份报告中,迈斯基对战后美英的经济政策以及苏美和苏英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关于苏联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构想,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在战后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构想与苏联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奉行的大国合作战略以及关于国内经济重建问题的一些思考是一致的.     

来自底层的反抗:东南亚农民研究的三个关键词

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1976)阐述了缅甸、越南农民的"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道义经济;而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5)中,斯氏把道义经济理论延伸到马来西亚;2005年,斯氏的学生克弗列特根据在越南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写成<日常政治的力量:越南农民如何改变国家政策>,将斯氏的农民研究进一步推进.本文即主要讨论斯氏上述著作中的核心概念"生存伦理"、"弱者武器"和克氏的"日常政治",藉此,希望能够厘清有关农民学研究的误识,为当代中国乡村研究提供一点浅识.     

编者的话

正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互动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温尧在文章中引入"对冲"这一金融术语来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他认为,对冲既是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日常政治操作,多种对冲手段的使用还会引发诸多困扰东亚国际关系进程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对冲本身难以为继。该研究对于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保守派的视角

"波兰问题"是19世纪俄国政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却一直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在1863年波兰爆发独立事件后,俄国政论家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阿克萨科夫等人分别从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分析"波兰问题"及国家利益、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民主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激烈争论。     

美国“重返亚洲”后的马美、马中关系探析

2009年美国"重返亚洲"后,马美两国政治关系有所加强;中马两国政治关系非常密切,合作不断扩大,相互投资和互认学位等问题得到解决,金融合作走在东盟国家前列。马美关系发展对中马关系发展暂时影响不大,中马关系发展乐观,但面对的问题也不少,应给予关注并及早制定对策。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布什政府对台军售看美台军事关系的变化

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 ,美国扩大对台军售 ,提高与台湾军事交往的级别 ,加强了与台湾的军事情报交流与合作和对台军事人员培训 ,甚至直接参加台湾的军事演习 ,明显提升了美台军事关系。但在落实布什上台仅两个月时草率做出的向台湾出售一笔先进武器决定过程中 ,美台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数轮讨价还价 ,至今这笔交易仍然还有很多未知数。这一艰难的执行过程反映了美台军事关系的一些变化 ,呈现出美台关系的一些新特点。其政治含义尤其值得关注     

朝鲜半岛局势:现状与可能前景

近几年来,朝鲜半岛的周边与内部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全球政治力量的消长与权势转移的加速、矛盾的转化引发了朝鲜半岛内部政治的变化。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多年未有的变化,朝美元首会晤、朝韩和谈等重大事件体现出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但同时,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仍在,半岛问题上大国博弈暗流涌动。在此情况下,中国应通过新的思路,为解决核问题提供新动力,通过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与协调,遏制可能的战乱。     

分权体制下中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及其经济行为选择比较——2000年以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中俄两国经济增长差异与地方官员行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通过观察分析两国政治架构和具有分权性质的财政激励机制的异同,探索两国转型现阶段不同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员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差异,有助于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转型过程中垂直政治领导和财政分权体系对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其中,2000年以来俄罗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任免与升迁的控制,有效地缓解了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解决了转型早期产权保护缺失下市场混乱和经济衰退的问题。这也印证了中国长期坚持的地方官员增长锦标赛与财政分权相结合的有效性。但与此同时,中国部分地方官员中出现了只追求发展的高指标,而对辖区内居民生活福利的问题有所忽视的问题,对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远低于俄罗斯。这一问题仍需要探讨。     

日本政治中的“世袭”现象及潜规则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废除了身份制度，贵族制度也随之消失。但封建时代的许多旧俗仍然不可避免地残存下来，并在现代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其中，“世袭议员”现象就是最为典型的政治文化遗产，折射出日本政治中某些传统的潜规则。日本政坛长期以来存在的“家族世袭”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对过去几十年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世袭”现象也使日本政坛的关系过于复杂化，权钱交易丑闻时有发生，增加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难度。日本大选使得民主党和自民党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世袭议员”制度的政治传统面临着改革的压力，然而日本民族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忽视。关注2009年日本大选背景下日本有关“世袭议员”现象的争论，从制度成因变化的角度分析日本政治的传统与变革之争，并尝试对“世袭议员”现象的前景做一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