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组织适应性危机与公共组织制度创新——虚拟组织的导入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层官僚体制面临着适应性危机.把虚拟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为克服传统官僚制适应性危机、提升公共组织应对组织环境变化的适应力提供了一种组织制度方面的创新形式.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官僚主义及其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一、官僚机构、官僚和官僚主义对官僚和官僚机构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客观的描述，另一种是贬义的评价。公共选择理论是从前者的角度来分析官僚及官僚机构的。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官僚机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组织形式，它和其它社会组织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其具体内涵...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正确选择——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模式并存

在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猛烈批评并被逐步摒弃的今天 ,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范式呢?笔者认为 ,公共行政范式的确定是由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的 ,不是随心所欲的 ,同时也有赖于行政主体基于正确的认识而进行的正确选择。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 ,积极而慎重地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沦和实践 ,建构以官僚制为主导的多元行政模式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一、官僚制 :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官僚制又称科层制 ,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行政学者提出的一种行政组织…     

论官僚制与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

官僚制形成后,官僚职业使行政人员出现经济人角色与公共人角色的冲突.行政管理层级过多导致行政人员公共人角色弱化,组织扩张又导致经济人角色强化.因此,可以通过以服务行政确定行政人员的工作对象、以市场化确立行政人员的工作目标、以扁平化组织满足行政人员的需要为手段消除角色冲突.     

精神分析与公共行政:从弗洛伊德到戴蒙德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组织理论中,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假设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因而对组织的研究总是局限于研究基于人类理性所产生的规范和制度.而自从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方法以来,很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这一方法来解释组织的行为,创立了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其中,戴蒙德就是著名的代表.精神分析方法在组织理论研究中的运用,拓宽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但同时也把组织理论从传统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于强调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使得对组织的研究易于陷入不可知的状态。可见,精神分析方法对于公共行政学是有意义的。     

西方国家行政组织变革的战略研究

西方国家行政组织的动荡性、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和传统行政组织陷入深深的困惑，是西方国家行政组织变革的背景。因此．西方行政组织变革的战略定位必须放在目标、功能、结构、内外关系和核心理念等方面．必须采取改革行政组织DNA、组织流程再造和重理组织内外关系的战略措施。这种行政组织的变革战略对我国机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代表性官僚: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述评

代表性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因其涉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资源向长期弱势的群体(例如少数族裔、女性)倾斜进而达到提升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成为公共行政学科理论前沿的重要课题之一。自1944年Donald Kingsley的《代表性官僚》成书以来,公共行政学界极大地推进了对该理论的研究,包括深入探讨官僚代表性与社会影响的因果机制,并通过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丰富的实证证据。本文深入地评述了代表性官僚理论的主要定义、概念与假设,并创新性地对近年来代表性官僚理论的新近研究成果按照三个模块进行系统的整理:被代表群体的社会或身份特征,被动性与主动性代表之间的转化和制约条件,以及检测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设计。与此同时,本文也对代表性官僚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梳理。     

返场、控制与捆绑:乡镇干部的压力源及其解释

乡镇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却未能改变被上下挤压的弱势地位,这源于治理结构和过程中隐匿的制度逻辑:一方面,国家返场需要乡镇干部代理更多乡村公共事务,科层体系等级化运转的体制性压力都传导到乡镇,乡镇干部面临着自上而下的精密化技术控制;另一方面,悬浮化的乡镇政权依靠干部下乡、包村、入户等形式再次下沉,乡镇干部既要硬性地完成科层组织上端各部门转移下来的中心工作,又要软性地在治理实践中协调利益关系和服务村民,面临着组织动员难、政策攀比、农民反制等自下而上的捆绑。乡镇干部被上下挤压是体制性压力转移、技术控制和乡村事务捆绑相互作用的结果,折射出国家返场后乡镇政权运作负担过重和乡村自主治理能力弱化的困境。应重构基层治理结构和技术治理体系,为乡镇干部从结构层面释放压力和技术层面减负,从体制性压力、技术控制和繁杂的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激发乡村社会内生的治理能力。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从断裂到整合:对乡村振兴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基于冀西北地区X村的个案研究

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内,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寻求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均衡互动。参照社会整合的分析框架以及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驱动下,历经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和全方位的市场洗礼之后,当前的乡村社会同时出现了由传统宗族萎缩和村级组织涣散诱发的组织断裂问题、由伦理原则变迁和公共文化式微诱发的文化断裂问题以及由乡绅消亡和精英虚化诱发的精英断裂问题。面对缺乏有机统一性的断裂社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从有效重整村庄社会入手,依循重建组织资源、复兴公共文化、强化精英供给的实践路径,筑牢与国家正向互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达成新的平衡。     

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精神通道的铸魂工程,也是基层社会民情再造的关键举措。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仅要关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运行过程,还要理解个体与情感维度的微观机制。借助空间、资源与行动三个向度的有效整合,文明实践形成了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良序运行。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进一步分析组织行动中的情感机制,是理解文明实践微观机制的关键。在情感聚合、情感锦标赛、情感可视化三重机制之下,文明实践实现了情感链条转换、正向情感增能与情感过程管理,基层治理的民情基础也得以再造。情感视角的民情再造解读与"过程—机制"的双层分析,拓展了组织制度分析的局限,丰富了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微观机制讨论。     

公共利益：政府与媒体互动的轴心

政府与媒体作为人类社会系统的重要子系统，都与作为个人或群体利益交叉集合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的天然属性与逻辑使命，公共利益也是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工作使命。这种共同的属性与使命决定了一方面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准则规约媒体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媒体也基于公共利益准则监督和作用于政府绩效。因此，构建于公共利益中心点上的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增进。     

在维护个人利益中实现社会发展——基于共和主义公民观与自由主义公民观的对比分析

共和主义公民观强调积极参与政治，公利优先于私利；自由主义公民观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坚持个人利益至上。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表明，个人权利和社会、国家利益同等重要，应在二者共生与张力中寻求平衡以实现社会和谐。当前，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应着重突出“以人为本”，在维护个人利益中实现社会发展。     

对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思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育起来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目前,全国已建立了14万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但这些组织普遍存在法律缺位、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因此,应该加快这方面的立法进程,尽快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