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农村考察指导,对加强基层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挑战。实践探索中,要切实加强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内蕴、困境与路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农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能力不高、农村文化治理和乡村规约治理成效不足、数字化治理能力匮乏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结合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以创新引领为重要抓手,构筑“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数字治理+创新治理”为内核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基于此,以“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强化“三治”融合,以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注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和主体培育、制度机制和文化引领、数字乡村和特色推介、借智引智和学习培训等方面加强,进而从理念、能力、平台、环境和机制等层面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实践:功能嬗变与治理趋向

村级党组织是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核心主体和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乡村治理实践表明,村级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转变,逐渐从动员型党组织、全能型党组织、引领型党组织转变为协调型党组织,目前正在向新时代统合型党组织演变。历史地看,村级党组织的功能嬗变是发展阶段变迁、社会制度转轨、工作重心转换等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党组织功能与农村工作重心的适应性和协调性决定了农村改革的发展进程。新时代,农村党组织面临农民分化下的服务能力提升、分利秩序下的群体利益统合、治理有效下的自身组织建设等新挑战。因此,应在总结百年治理经验和顺应治理新趋势的基础上,按照"治理有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坚持农民利益观的治理理念,强化统合型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功能,不断创新党组织自身建设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从管理到服务：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与治理机制分析——以南京市“为民服务资金”为例

后税费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不断推向深入,从管理到服务成为乡村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取向。城乡一体化、服务型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治理转型的动力。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提供了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中,做到资源外部供给与村庄统筹有效结合,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回应群众的迫切需求,在做小事中增强服务型基层组织的为民服务能力。乡村治理视角下,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要跳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范式,不断完善服务和村庄治理机制。     

石家庄:“一规范三提升”锻造过硬农村党组织

石家庄市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开展“乡村振兴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探索实施以“规范党务运转,着力提升素质本领、发展动能、治理水平”为内容的“一规范三提升”工作法,积极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和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展现组织工作新担当、新作为。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启示

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乡村治理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区-乡(村)-组"结构(1950-1953年)、"区-乡镇-组"结构(1954-1958年)、"人民公社制"结构(1958-1982年)和"乡政村治"结构(1983年-现今)四个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历程启示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构建乡村治理结构不仅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而且构建的乡村治理结构还应该是多元互动的,如此才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善治。     

政府规制与农民创造:规划性变迁中的村社治理转型

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与变迁的历史来看,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农民需求、自发创造和政府规划、支助密不可分,是一种规划性变迁过程。在统筹城乡发展、人地流动的背景下,我国着力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是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创造性转换的探索,旨在建立新型的开放、多元的乡村治理机制。要推动村社治理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规制和支助,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基于近十年“中央一号文件”相关内容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乡村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通过对近十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的系统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党领导乡村治理始终遵循以党建优化为基础提升为民服务能力、以体系完善为目标促进"三治"融通、以城乡融合为导向推进协调治理的基本逻辑。因此要始终坚持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紧扣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要求、完善"三治"融通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多元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集体经济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回顾及启示

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成效受特定历史条件、政策导向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回顾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历程对于新时期农村党组织村治转型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北京农村社区类型与社区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创新,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大胆实践。目前,北京农村社区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农业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迁移型社区和现代型社区。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行为动机、参与效果和结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开展乡村治理、推进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社区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营造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居民社区融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双重统合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党建双重统合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资源聚集。党组织凭借其执政优势和组织优势搭建平台,将各类资源下沉至社区并进行有效整合以满足居民需求。二是主体协同。属地党组织召集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协同应对,以科层体制内部动员的方式将政府“再组织化”,以此实现集中办公和有效治理。党组织在有效凝聚治理资源的条件下协同各类治理主体,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推动各类主体真正融入社区治理场域并发挥长效作用。“双重统合”有效促进了党组织与各方治理主体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形成治理合力,推进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优势、内涵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核心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资源优势。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文化对村民价值观的影响、农村利益分化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完善党建领导机制、健全核心价值引领机制、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制度治理机制,提升自身的整合治理能力。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