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治理法治化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法治定位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县域政权作为我国政治体系中与基层民众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环,充当着推动法治从文件走向实践的"桥头堡"。县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节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依托县域治理法治化保驾护航。法治化不足某种程度上阻碍县域改革,制约县域发展,影响县域稳定。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新时代乡村“微腐败”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新时代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乡村"微腐败"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乡村"微腐败"问题由于相关法律缺失、监督不到位和制度失灵而陷入治理困境,呈现案件易发多发、手段和方式花样翻新、"抱团腐败"相对突出和涉及领域广之态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既要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惩治乡村"微腐败"以"治标",又要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治本"。     

以“三治结合”推进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遵循和路径。因此,要多措并举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德治建设,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党政统合下基层协同治理研究——以四川省N县的脱贫振兴为例

党政统合是一种以基层问题为导向,以层级动员为动力,通过纵向与横向两种方式的运行来进行统领、整合的制度合力,是以党委与政府为组织核心,通过将企业、社会组织、基层民众统合到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动态良性运转的基层治理体系。党政统合具体表现为一种组织、协调、整合、指导、监督的能力,是维系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活力的保障,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核心动力,也是最终实现"善治"目标的基础与保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唯有充分发挥党政统合的基层治理优势,优化企业在基层治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注重多元社会组织培育,推进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完善基层治理的法治保障,才能够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从而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的新要求,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同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工作;同时,农村现代化也不仅仅是基础建设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还应包括农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道德理念的升华。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有效监督的路径——基于浙江省F区的调研分析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按照党中央关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村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监委")作为农村基层权力监督的重要机构,其监督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村监委作为基层民主政治进步与发展的显性表现形式之一,是制衡村干部权力、保障村民权利,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有力抉择。然而从当前村监委的作用发挥现状来看,仍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笔者通过对浙江省F区村监委运行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以期对村监委实现有效监督的路径作出探究。     

以“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需实现治理实践从碎片性向总体性转变、治理内容从局部性向全面性转变、治理手段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     

选准用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带头人

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同样如此。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善治水平,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乡村治理却面临诸多问题,如贫困村后期乏力、村组织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的队伍建设不到位,强人难选、能人难留、人才难引、力量难聚等。当前,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在构建和完善乡村治理的队伍体系上下真功夫出真招。     

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几点思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提出了20字总要求,同时明确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大报告中针对乡村治理问题提出这一要求,为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结合当下基层农业农村工作现状,就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体系建设作简单剖析。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运用探析

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亟待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运用到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中,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有序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

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基层的依法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必须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和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基层法治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大力推进法治干部队伍下基层活动。     

规范“小微权力”的河南实践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基础。规范“小微权力”,实现阳光政务,构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壮大集体经济与激发村民内生发展为动力、多元化治理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建设美丽乡村、留着乡愁的根本保障。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关系国家治理全局。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乡村治理的短板(一)组织短板乡村治理普遍存在组织短板。对上,是各个职能部门,对下,是广大老百姓。涉及的具体事务包括党建、统战、民政、农业、林业、水利、城建、招商、信访、综治、计生等方方面面。乡村往往疲于应对各项事务性工作,忽略了组织建设。且相较城市,乡村年轻党员数量偏少,党员年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有部分乡村甚至几年没有发展新党员,党员队伍出现老龄化趋势。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意蕴及时代价值

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结合我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勾勒的宏观框架和有效路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了自治化矛盾,法治定纷争,德治润人心的作用。自治是治之本,法治和德治是治之道并共促自治,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治理架构和运行逻辑。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振兴,巩固国家治理的基础,打造平安乡村的必然要求。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走好党建引领乡村善治之路

正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好法治、自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善治之路,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基础,让农村牧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必须要充分发挥党建对乡村治理的引领作用。走好乡村善治之路,要进一步强化党     

“五治融合”：变“枫桥经验”为“行唐模式”

正乡村治,天下安。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行唐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以构建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全面融合的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多元共治、固本强基的"行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