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何称袁世凯“一世怪杰”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1920年8月17日在<晨报>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论及"民意"时指出:"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应当说,这句话集中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对袁世凯一生的大体看法和最终评价.很显然,李大钊并未因袁世凯最后"卒以伪造民意而亡",而全盘否定其曾"以符合民意而再起"等历史功绩,依然认为当时已经死去4年的袁世凯是"杰",只是为"一世怪杰".     

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应用于中国实践,聚焦"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形成了李大钊建党思想。李大钊建党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深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建党思想,对于缅怀李大钊革命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一、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生成逻辑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     

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经历了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发展轨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职能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而政治统治必须建立在社会职能基础上。列宁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出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统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共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到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探微:作用机制及发展进路——基于拉卡托斯的“硬核”与“辅助保护带”学说

按照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由"硬核"与"辅助保护带"所共同构成的完整思想体系。其中,"硬核"是该理论体系最基本的理论公设和根本性主张,体现了该学说的精髓和实质,构成该学说的基石,具有不可反驳性。而"辅助保护带"则是运用"硬核"这一"理论公设"具体分析现实问题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现实本身是流动的、变化的,因此,"辅助保护带"也应根据现实的变化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保护其"硬核"。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当然是不可反驳的,但其具体结论却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乃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四位留日成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学说早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逐渐地进入了中国，是一些非共产主义者与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的功绩。由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远远地走在中国人的前面，因此中国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以日语为中介进入中国的。     

论孔子的“纲常”思想及历史价值

孔子作为中国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的"纲常"思想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根源。"三纲"是对孔子君臣父子之说的总结和概括,而"五常"是孔子对个人道德修养要求的概括。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虽然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是后世所形成的"三纲五常"许多思想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这其中有一些是发展丰富了孔子的思想,或者吸收借鉴了其它学说的优秀成果,但同时不可避免的有许多糟粕掺杂进去,对后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研究儒学思想时,要正确认识孔子的"纲常"思想及历史价值,理解并把握其中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最

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做系统完整介绍的人是李大钊。 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是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等十几人在北京大学组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南陈北李”是如何建党的?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佳话。"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南陈北李"之并称,彰显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两人的姓前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单指陈为安徽安庆人,属南方,李为河北乐亭人,属北方,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在北京,从事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两人一南一北,交流往来,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名称、纲领、组织筹备等问题,最终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     

从“三十而立”到“三十而富”

时代在变,人们的期望值也在变。过去追求"三十而立",现在却渴望"三十而富"。"钱多",当做一种奋斗目标;"焦虑",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为此《人民日报》连发两篇"关注社会焦虑"的文章,追问"三十而富"的前因后果。"三十而立"是一句古语,出自孔子的《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人到了30岁,就应该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承担独立的人生责任,坦然面对遇到的一切困难。按照孔子的说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现在,一些人到了30岁,就想"财务自由"、"从心所欲"。     

“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 ,使新世纪党的建设目标更为明确 ,更富于鲜明的时代感。“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 ,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 ,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且对于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理论、新内容。“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时代特征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适应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时代需要而产生、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最

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做系统完整介绍的人是李大钊。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是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等十几人在北京大学组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最早把《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并公开出版的是陈望道。他的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精英的历史起点.他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概括,为在中国树立马克思主义旗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抓住了唯物史观的两大核心要素,对阶级斗争学说和群众史观进行了辩证的理解和独到的阐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他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坚持的几个原则,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三个代表“——一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碑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新的概括,是对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一系列时代课题的正确回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尤其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又一座丰碑.     

民主革命时期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发展轨迹的视角来考察

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作为五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和历史见证者,李大钊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李大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没有李大钊,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顺利创建;没有李大钊,就没有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序开展.虽然李大钊与五四运动早已在历史长河中定格,但是先生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精神将与时代永存.     

论李大钊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李大钊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人生革命信念的最高表现。李大钊在合理继承传统生死观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发展生命"和"牺牲生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生死观。他以其民众立场、忧国情怀,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寻求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中。     

曹汝霖:不仅仅是“卖国贼”

"五四"运动,是曹汝霖人生的转折点。"五四"之前,曹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与日本,引发了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     

试析李大钊的荣辱观

李大钊在其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中,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伟大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荣辱观。李大钊的荣辱观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极其珍贵的时代价值。认识和研究李大钊的荣辱观对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意义

李大钊作为五四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妇女问题的时候,他的眼光已不再局限于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也否定了试图通过争取女权以解放妇女的主张,而是鲜明地提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而不单纯是男人.因此,妇女要获得解放,只有消灭私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帮助一大批知识妇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作为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而且为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妇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决定论”与“能动论”矛盾的产生和解决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李大钊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着重关注唯物史观。在国内与国际大背景下,李大钊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产生了“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矛盾。此矛盾究其根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知不清,李大钊在后期也纠正了这一认知,推进了唯物史观在革命中的传播与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文本,剖析早期李大钊在“决定论”与“能动论”上的认知矛盾,及其之后在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基础上解决这种认知矛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提出要以"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方法推进改革事业,这既是制度上伟大而深刻的变迁,又是方法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科学理解"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中所包含的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学说,这对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