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治理维度研究

现代村规民约具有浓厚的法治属性,是一种民间自治规范,具有乡村秩序治理、行为规范和立法补充功能。然而,村规民约在运行中存在与国家法治的冲突、制定程序与内容失范、执行与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困境,应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修改程序、弥合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确保村规民约贯彻落实到位、严格村规民约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进而强化村级自治,推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下广西边境民族地区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多样而脆弱,乡村治理面临着组织、发展、文化和激励等方面的困境。进一步加强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新机制,强化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沿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实现治理有效的可行路径。     

“供全村吃一餐”的处罚规定所反映的苗族习惯法文化——对三个苗族村村规民约的考察分析

当前,由于国家法律资源的稀缺,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规范行为、惩处违犯行为、解决纠纷等等,大多都依据村规民约,较少正面与法律打交道,因而与习惯法有紧密联系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笔者就三个苗族村的村规民约考察入手,分析了＂供全村吃一餐＂的处罚规定所反映的苗族习惯法文化在当地乡村治理中的利弊,就反映习惯法文化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问题作了一次微观的探讨。笔者认为,我们应看到＂供全村吃一餐＂这一传统苗族习惯法文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避免产生消极负面作用。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二元冲突,主要包括:法律与道德的选择冲突性、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的价值不和谐性、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中二元治理的主体不一致性。现阶段,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亟需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吸收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资源,完善国家法;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培育村民的法治人格,树立法律意识;必须探索嵌入治理方式,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有机结合,合力推动乡村治理。     

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优势、困境与路径

村规民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制度。村规民约对完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培育乡村公共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共生的和美乡村建设秩序,有效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显著优势。村规民约与特定的地域环境、风俗习性、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这使得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可能存在契约困境、信任困境、程序困境、内容困境、执行困境。为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功能优势,需要以价值认同为前提要件、以因地制宜为关键基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要义、以刚柔并济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乡贤组织化:基层商会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J区的实地调查

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作为把新乡贤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基层商会因其广泛的社会联结、扎根社区的动员能力等发挥着带动产业发展、促进良好治理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但是其也存在着带动集体经济发展能力不足、人才流失普遍以及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从构建人才可持续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建立基层商会联动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促进基层商会参与乡村振兴。     

侗族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价值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平江村民小组村规民约为例

依法治理的重点和基础在基层。调整乡村社会秩序的规则、形式很多,村规民约是其中之一,它是乡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有着国家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现象。为此,应进一步探索村规民约与国家法良性互动的路径,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积极作用,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路径——基于乡村精英参与的视角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贫困主体、扶贫主体和扶贫机制的局限性制约着扶贫效用的发挥。多元乡村精英在优化民族地区的扶贫成效中具有特殊优势,基于乡村精英参与的视角,以多元乡村精英为分析主线,是探究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路径的重要途径。因此,政治精英要致力完善组织领导和精准识别机制、经济精英要全力发挥模范带动和精准帮扶功能、社会精英要尽力从事思想动员与教育培训工作,以此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村塆民约：以治理单元下沉助推乡村治理的新形态

随着基层党组织和行政治理单元的下沉,村规民约也随之下沉,衍生出新的形态——村塆民约。村塆民约承继了村规民约的地域性、自发性与义务性、内生性与传承性的特征。以嘉鱼县村塆民约的实践为案例,发现作为治理创新载体的村塆民约具有全面贯彻党建引领方针、明确制定主体资格、内容与时俱进、话语通俗易懂、村塆说事形式多样的时代特色;村塆民约有效展示了传承传统美德、引导教化功能的德治属性,凸显了行为规制、拾遗补缺、普法宣传和化解纠纷的法治功能,兼顾了程序和实体的自治功能,强化了村民参与自治的主体作用,并且引导了社会力量参与自治,实现了“三治”理论与乡村治理实践的深度契合。     

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参与: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实现乡村富裕的重要举措。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主体。但当前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存在着农民主观参与意愿不强、"官本位"与"小农"思想残存、农民内生能力不足及传统科层治理缺陷等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中心的角度进行审视,构建农民、政府、乡村企业、社会组织、新乡贤等五位一体的合作方略,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良性参与模式,以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乡村治理的法律规制及其限度——兼以云南德宏某村"村规民约"为参照

我国乡村自古呈现一种"治理共同体"格局,在内生性的自我共同体结构之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制参与和治理。建国以后,强制参与的进程更为密集与细致,表现为一种权力的"下沉"。乡村治理的法律规制是这种"下沉"的赓续与"转化"。"村规民约"自古随传统的变迁而变迁,当下是由现代的法律规制进行理性化再造,这种再造冒着理性独断的危险。而当下这种村规民约并非知识论上的"实践性知识",仅仅是乡村变迁进程中的法律规制的一种转化性产品,对于法治现代化的意义有限。     

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功能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和方式的重大转变。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统一战线"的协商民主功能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发挥着协商、参与和监督等作用。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协商民主进一步获得了制度化、规范化与实效性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衔接,积极推动着社会的善治。     

乡村善治的法律话语场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蜕变和国家权力收缩．直接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和秩序原理的变化，这表现为以村规民约作为主导的秩序类型经历着从同质性秩序向合约性秩序的变迁，秩序变迁的过程要求善治的法律话语场在乡村重建。法律话语场的重建必须通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建立规范性秩序，这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建立村规民约合法性的审查机制。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村规民约的内生机制变迁及培育——基于绍兴市的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乡村逐渐从伦理型社会进入到现代法治型社会,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内生为主转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传统村规民约也逐渐被现代乡村规则所替代。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呈现出一定的内在认同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村规民约实效性的发挥。针对村规民约时代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绍兴各地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典章模式,发挥了其在维护农村稳定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以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与成效。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有利于缓和参与危机、培育公平正义、促进科学决策、生成制度保障。分析当前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不足,通过培育参与主体的价值理性、提升公平正义、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现代制度体系等,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贴近基层群众又最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媒体，不但发挥着主流舆论阵地作用，同时发挥着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树立“引导群众，先要服务群众”的理念，切实发挥了助力乡村治理的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二十七）】 村规民约，理应是村治实践中必须贯彻的一项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但“天高皇帝远”的政治辐射能力，宗法统治的社会结构基础等，都客观上决定了在那些国家政权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宗法自治或者乡村自治的存在。相应地，也留下了丰富的村规民约、家法族规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