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中小银行治理风险问题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失灵引发的风险外溢、处置和防范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通过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完善推动中小银行深层次改革化险成为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以公司治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小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和风险暴露特征，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缺陷以及二者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作为主要风险源，在“风险源—风险偏好—行为选择—风险结果”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小银行治理风险的传导机制，最后提出“内外兼修”“协同共治”优化完善中小银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思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防范化解重大稳定风险的发展脉络与演化逻辑——基于1949—2019年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防范化解重大稳定风险是新时代提出的重要工作任务,同样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的焦点领域。了解我国在防范化解重大稳定风险工作方面的发展脉络,对未来进一步开展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化解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政策文本是了解我国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导向标。借助内容分析法,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稳定风险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在应对社会稳定风险方面大致经历探索、改革、发展和完善等四个阶段,呈现出格局拓宽、焦点多元、视域聚焦、理念创新、部署细化、技术完善的演化逻辑。     

黑龙江省加强数据治理的对策研究

本文从法规政策、治理机构、数据开放等方面梳理了黑龙江省数据治理的现状,分析了黑龙江省在法规政策和组织保障、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产业开发和参与广度、思维观念和素养技能、数据安全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法规政策、发展数据产业和数字经济、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应对、建设数据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黑龙江省加强数据治理的对策。     

“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海外并购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加速融合,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也得到快速发展。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指导、协助、保护,导致并购遭遇来自东道国在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各方面的法律风险。为有效防范上述风险,我国亟须通过完善国内立法以应对并购审查、充分整合现有资源降低法律风险、建立海外并购法律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等,进行多措并举的应对,提高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     

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稳定性研究

我国从2013年开始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速维持在7%左右,与之前长达10年8%以上经济增速相比,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速下行阶段。在此阶段,增强金融风险防范和风险预警能力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内容。我国面临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由于房地产持续低迷、不良贷款增加、股市波动以及金融开放等因素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必须构建超前、合理、信息充分、国际趋同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稳定指数,同时也应从信用评价、宏微观审慎监管、风险防范和预警信息共享等多方面提高金融市场稳定性。     

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表现、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科技领域风险是我国当前重点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我国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来自国际、国内和科技自身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新兴技术广泛应用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科技走向国际市场遭受政治打压的风险三大类,这三大类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必然性、政治性、复杂性、难控性、两面性的显著特点。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主要有外生性、内生性和自生性成因。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必须针对风险生成原因,采取有力举措:一是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防范化解“卡脖子”风险;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产生科技风险的体制机制因素;三是加强科技安全治理,提高科技风险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新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     

国家金融安全视角下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与治理——基于经理主义理论的分析

进一步规范保险企业的公司行为与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对建设创新国家提供金融支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保险企业在公司治理、资金运用中的风险问题,分析这些现象的具体成因、表现及经济后果,发现经理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保险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低下、资金运用风险高等问题。应该在明确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成因的基础上,从完善"董监高"的个体治理、加强内外部治理力量、夯实监管机制及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等层面,加强我国保险业治理,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及经济的稳定发展。     

新时期金融科技创新的审慎监管研究

面对第四次金融革命机遇,立足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必须在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和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高度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创新在带来去中介化、信息透明化和民主化等作用的同时,也导致逐优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并可能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传统的被动型监管模式导致金融科技创新面临着运动式治理的不确定性制度环境,监管技术的落后还致使传统审慎监管无法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跨国监管合作缺失也导致金融科技创新下的监管套利和风险外溢。为应对这些风险,审慎监管需要将"包容性监管模式、现代化监管科技、协作式国际监管"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爆发式增长也使得地方政府面临不断增加的风险,包括决策风险、财政风险及企业违约带来的风险。地方政府应通过建立项目评估体系、加强财政承诺管理、完善绩效监管制度及发展二级交易市场等方面的积极努力来构建政府风险防范机制,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规范化发展,实现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的多方共赢。     

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在防范金融风险及促进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金融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在监管法律体系构建、制度选择以及监管方法应用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应从修订和完善监管法律制度、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再监管制度;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及日常监督、弥补法定主体局限性等方面来加以完善。     

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度量与控制

由于自身经营体制中的不足,以及外在市场条件不确定性的存在,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度量、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金融风险的度量需要借助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安全性、综合发展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并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设计。根据这一要求,对我国八家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风险度量的结果显示,其总体经营状况比较稳健,控制风险能力较强,但是与城市商业银行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要采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构建系统的风险预警监测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生态,逐步提高微型金融机构经营绩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力求财政资金的及时援助等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安全问题及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央对金融安全高度重视,将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金融市场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存在一定的风险,银行经营方式转型、金融市场证券化、保险市场整顿带来了安全隐患。要构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立起金融市场准入机制、监管机制、危机防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创新金融风险防范途径,通过做好金融服务、提高金融业转型力度、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引入CCP机制,使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安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中国金融监管现状及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之借鉴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还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面对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等对我国金融监管发起巨大挑战,我国的这种分业监管模式是否适应如今金融领域的发展?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方力量妥协的结果,其在保护投资者、监管体系改革、防范系统风险以及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等方面推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改进,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互联网金融风险产生的路径与防范对策分析

在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金融风险产生的路径,并在介绍美、英等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安全的具体对策。由于"规则空白""中介脱离""监管缺位""基建落后"等四个原因,导致互联网金融出现了行业主体风险、投资主体风险、监管失灵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为了克服这些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美、英等发达国家实行了改革监管体制、转换监管模式和增强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为了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应该采取完善相关法规、改革监管体制、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防范措施。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深度与多元政策调适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存在治理深度与事故风险严重程度失衡与错位的问题,即监管政策应用中出现的对重大风险轻微处置、对轻微风险严苛规制的现象,这会导致政策实施的低效,不利于发展与安全的统筹,甚至诱发外延风险,带来社会问题。为把握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与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以需求溢出理论为观察视角,构建“公共风险—治理深度—监管效能”分析框架,并结合T市开展“包容审慎监管”的案例,依照差异化的事故风险定位监管深度,形成“审慎—包容”两种治理深度不同的监管政策,同时推行监管效能的内部调适政策,在安全生产的同时,也对执法措施冲击群体利益的公共风险予以有效化解。     

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探讨

金融风险的防范已成为各国银行管理的重点,银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也日趋凸现。从我国商业银行年报内部信息披露现状分析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应从制度安排、职能分离、资产管理、垂直监督四个方面改进内部控制,从风险监管和信息披露着手促进风险控制机制的完善,加强经常性的金融机构评级,建立授权和责任体系等方面,促进和强化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     

习近平关于风险治理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风险社会是一个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交织、单一风险与复合风险相融、长期风险与短期风险一体、客观风险与人为风险俱在的风险体。风险治理能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驾驭风险的能力和本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治理思想为指导,传承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风险治理思想,批判借鉴国外风险社会理论,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围绕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风险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体系完整的关于风险治理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是打赢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行动指南,也为全球风险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网络空间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风险源点。由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也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立足国家安全、政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高度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价值所在。面对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来的技术逻辑下的权力风险、精准推荐下的算法风险、数据迷失下的价值风险,必须重视创新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提高能力以激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机制以打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和保障网,从而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政权安全。     

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中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探讨

作为现代公共治理的基本方略,民营化已成为我国改善公共事业质量的重要选择。但是公共事业民营化在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需要政府切实提高治理能力加以应对。针对现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在更新治理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行政监管、优化制度设计、培育社会主体等方面努力,以促进我国公共事业民营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