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指引。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决定的:一是基层治理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从中央到基层底部“纵向到底”的治理体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国家组织体系中,并以为每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获得国家认同。二是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现代化,即通过建立具有现代指向的“横向到边”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促进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是在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制度能力探析

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中国叠加转型的社会发展际遇与现代化发展诉求迫切要求国家制度能力的提升。国家制度能力基于制度类型主要指制度构建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制度更新能力、制度导向与选择能力等。国家制度能力提高既是现代国家成长的需要,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选择。制约国家制度能力提升包括利益结构、政府治理结构、政府组织及官僚体系、地方政府能力水平等因素,国家需要从转变治理理念、改变政府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等方面来夯实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     

项目制实践与基层治理转型

从官僚动员与群众动员、正式行政与半正式行政、技术治理与综合治理三个层面入手,分别探讨项目制实践中基层治理秩序达成、权力结构以及规则运行三个维度的嬗变,以此厘清当前基层治理转型的基本逻辑.项目制在基层实践中对官僚动员、正式行政和技术治理的片面强调,带来基层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因群众动员能力的弱化、半正式行政的变异以及综合治理空间的压缩,基层治理难以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有效构建提供体制机制支撑,项目制在实践中亦偏离制度设置初衷,而这表明项目制主导下的基层治理转型并不成功.基层治理机制的有效构建,有赖于项目制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自我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和展望——以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道社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根基在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在基层。唯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扎根基层,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基层治理创新方式需要从制度、群众需求、法律等几个方面入手,才能实现基层治理的善治。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

依据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并一直持续至今。面对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应作何回应?在对官僚制进行梳理和剖析的基础上,并对中国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之后,该文认为建构与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良法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具有共生性、同构性与统一性,"良法"与"善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在价值上,法治价值孕育和涵养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制度上,法治体系培植和型构国家治理体系;在过程中,法治能力培育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在效能上,法治建设的成效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法治价值导引法治体系,法治体系规制法治过程,法治过程建构法治国家,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体系与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紧密相结合,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中央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思想飞跃。比较两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制度体系化的重要精神。治理国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概念,这就对制度建构提出全面性、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的要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坚持党的领导在结构层次关系上居于顶层地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层次关系,目的是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的诠释。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坚定制度自信、提高领导干部使命担当的素质和本领、注重制度体系建构、建构急需制度和必备制度等主要任务上形成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坚持和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为主导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并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主体政治力量,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政治优势。     

行政包干制:乡镇“管区”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如何既确保一统性又兼顾灵活性,是大国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将国家治理体制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使国家一统性的政策能够落地,必须使治理体制精准对接乡村社会。管区作为乡镇(街道)与行政村之间的一级准行政组织,承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事务,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任务落地的载体和枢纽。研究发现,行政包干制是乡镇管区治理的核心机制。管区行政包干制较好地适应了农村基层复杂治理事务需求,维系了基层治理体制的韧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实现了灵活性、适应性。在转型时期,随着自上而下过程控制的强化,乡镇与管区的关系呈现从松散关联型向高度关联型转变之趋势。管区的自主性、灵活性下降,适应基层社会的能力被削弱。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避免"一刀切",为基层政权保留一定的自主空间,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街头官僚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机制建设

当前,基层一线公务人员的不当违法行为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导火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回应性.规范基层一线公务人员的行为对于提高基层政府的回应性、解决官民矛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构建相应的管理机制是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重要内容.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为思考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在街头官僚视角下,旨在实现依法行政的法律监控机制、旨在实现公民主导的民主参与机制、旨在强调行政伦理建设的道德内控机制、旨在实现便捷服务和官民互动的技术保障机制,构成基层政府回应机制的基本体系.     

执政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释义与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改进和创新党的领导方式推动的一场国家治理革命,是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是法治、市场、行政、道德多元治理方式的有机融合,是党的领导方式、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系统化、联动性变革,是"五位一体"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覆盖和协同贯连,是兼容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义的治理价值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需求,全方位改进党的执政理念、方式以实现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这要全方位、系统化、深入性地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来实现。     

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与基层治理转型困境——以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为分析基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逐渐调整纵向的权力分配结构,试图通过集中行政权,自上而下地塑造基层治理的统一规则体系。然而,行政权的集中与合理化困境,强化了行政体系对政治动员机制的依赖。基层政府逐渐被置于自主性收缩的强动员结构中,不得不应对日益膨胀的治理任务。在此过程中,"多中心工作"模式的启动,重组了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这一模式的形成代表着基层治理体系逐渐走向刚性化,从双向关联国家与社会的多元有机体,日益成为单一对上负责的压力应对体系,损耗了国家在基层的可持续治理能力与合法性生产能力。这表明,国家在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时,应当走出行政权过度集中的单一路径,提升行政权的合理化能力,发挥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建构更加多元有效的规范体系。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行动语境中的基层概念及其理解

理解“基层”，是科学展开基层治理的观念前提。从静态的结构语境来认知“基层”，偏离了这一概念的反身性特征。基层概念的行动语境，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行动语境中基层概念的语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界面主体是既需要“对上负责”又需要“对下负责”的基层干部；界面实体是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效率性治理需求与多元渐进演变特征的公共事务；界面载体是兼具国家建构性与社会进化性的规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界面来理解基层概念，为科学认知基层干部、基层事务、基层规则，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理解基层主体、载体与实体的有机联系，需要从行动统合的视角来理解基层治理，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     

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

在官僚制模式的行政体制内,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是按照层级节制的体制执行的,所以末梢的基层官僚直接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掌握着大量的社会公共福利的资源分配,李普斯把这种基层官僚叫做街头官僚.本文正是以街头官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他们特有的行为逻辑,由于外部的监督与控制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重点从行政伦理的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提出了探索性的伦理建设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