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缺陷与现代超越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发展为体系完备的思想学说.传统民本思想是一种具有双重价值的文化体系,既蕴含某些合理的思想元素,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汲取"民本"宏旨重民的道德取向,超越"民本"工具理性、道德理性、群体理性的利益规约,倡导现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的.     

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论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兼谈价值理性思维对发展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工具理性思维对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本文试图揭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指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具有正面与负面的作用,并提出要关注价值理性的作用,尤其要把握价值理性思维在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运用。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论循吏与时代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循吏"概念,对官吏的正面类型做出表述,即"奉法循理""不伐功矜能",不以"威严"治民。其学术底色是汉初的"黄老之道"。东汉班固撰《汉书》,继承《史记》体例,立《循吏传》。与司马迁倡导的"黄老之道型"循吏有所不同的是,班固所推崇的是"儒家教化型"循吏,他们更注重"化民成俗",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尽心为百姓谋福祉。《史记》《汉书》之后,"循吏列传"成为正史中的固定体例。一般而言,后世之循吏是指那种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且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官吏,与那种好空谈、善作秀的"清流"人士相区别。虽然专制时代的官吏与今日人民"公仆"在职能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传统循吏所具有的那种奉法循理、廉洁清正、勤政爱民、富有作为等品行,依然为当今社会所必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民主政治的内涵体现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不同诉求;民治和民本的分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迫切任务。     

现代共享性政治伦理范型:经验、知识及其信念——“文化公共性”的实践叙事与价值逻辑

政治伦理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所在。立足文化"公共性"这一新的学理视角,当代中国新"政治伦理"文化信念之理据的价值辨思、规范化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以及基于合法化和正当性本身的未来中国社会的合理的政治伦理信念之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以美好生活承诺为终极伦理信念,以"政治正义性"为核心伦理价值预设,以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治理"为工具性/功能性伦理目标,以权利、平等、自由、参与、宽容等为实践性伦理运行原则,致力于与现实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论模型的设计与实践;二是着眼于健全的公民性政治人格、优良政治的德性素养的养成。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对一种建立在公共伦理基础上的优良制度理性的慎思明辩与实践求证;二是"社会道义"的理性熔铸——公正之为目标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责任担当;三是立足中国伦理文化语境,搭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对话、合作及其良性互动的平台。     

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国家理论视域中的"三个代表"思想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党的建设以执政为价值导向,政党执政以人民为价值导向,国家治理则以社会为价值导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党的建设、政党执政与国家治理在国家理论上的价值一致性,阐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及其新的价值根基,厘清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原则,也规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历史发展的价值趋向。     

服务型政府:超越"有为"与"无为"之争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当代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历史演进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破"到"立"、从辩证否定到辩证肯定、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历史嬗变,内含实践与文化两个维度。在实践维度上,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从彼此决裂到相互融合、从简单相加到深度转化、从形式借鉴到内容互通演变的逻辑必然;在文化维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两次转型,在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实现"守"与"变"动态统一的转型方向。     

我国民本主义执政哲学的文化探析

民本主义执政哲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的具有实践理性的内容,其意蕴丰厚,闪现民族历史文化的瑰丽光辉,其可期求的现代政治文明价值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从三方面概括其要,重点提出执政党之应作为和可作为之点,作为借鉴参酌。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当前我国民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价值意蕴析论

当前,国内民歌的艺术形式在发展中主要形成了民歌电视选秀与地方旅游剧目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充分体现了文化工业时代商业价值的特征。要推进民歌艺术健康发展,必须在其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全面发挥民歌在文化传播中的正能量,通过民歌艺术形式的再创新,体现出优秀传统音乐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用。据此,要注重"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再平衡,抗衡过度商业化导致民歌文化媚俗化,运用民歌讲好中国故事,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这是当前促进民歌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后行为主义政治哲学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政治来说是灵魂和标志,后行为主义正是因为恢复了价值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行为主义不致彻底死亡。但是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辅助的,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重要的意义。     

“放管服”改革的理性与价值——基于政府改革进程的梳理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和先手棋,学界对它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具体方法技术的问题与改进上。从政府改革的价值与理性的历史梳理着手,对"放管服"的价值和理性的内涵、关联及导向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导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公平与效率及其衍生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科学发展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科学发展观是传统发展理念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它是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于一体的整体主义哲学观,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成为引领和谐的思想之魂。在科学发展观背景下尝试性地从目标、环境、传播、学科等层面探究两种精神融合的具体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效性：执政党建设的新视角

有效性作为政党执政过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价值，其内涵“是指政治权力的实际作为，是指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在当今政党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各国执政党无不把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外在逻辑，从执政的有效性过程中汲取合法性资源。     

试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社会良知"的历史对接

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与时俱进的时代思潮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与传统"社会良知"的历史对接.这种对接是精神内蕴和价值诉求的历史对接,也是反思意识和理性精神在现实的对应.     

合法之法与民主法治理想——哈贝马斯的法治观及其现实启示

民主法治是众多政治哲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理想图景的追求,哈贝马斯在探求民主法治的过程中,基于"法律型统治"的内在缺陷,将真正的法治诉诸于合法之法的生成和实施。同时,基于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超越,哈贝马斯建构起一种以交往理性和商谈原则为核心的商谈民主程序,经由这种民主程序形成的法律实现了实用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统一,是为合法之法。因此,由商谈民主程序形成合法之法的历程就是哈贝马斯实现其民主法治理想的必由之路。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