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观述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以交往理性为手段 ,藕合共识与歧见之间的裂口 ,以期建构一个普遍的规范基础 ,去理解、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但是 ,他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何使理性地商讨公共事务与民主决策成为可能 ?即如何将商谈伦理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这是哈贝马斯建立的交往行动理论必须承担的任务 ,也是其理论归宿。民主产生法律的程序是法律合法性的唯一后形而上学根源。     

论民主的法治功能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民主更多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作为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法治,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以民主的内在属性以及法治的内在需求为视域,民主蕴涵着极大的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法治建立的"奠基"功能、法律至上的"定位"功能、法治立法的"良法"功能、法治实现的"宪政"功能、法治司法的"公正"功能和法治认同的"守法"功能等。     

法律商谈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机制探究

以法律商谈理论中"对话""商谈""商议"或"沟通"等主体行为及其价值、准则、精神与理念为基本结构,探索建设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理论、机理、机制与原则意义重大。阐释和界定商议式司法的概念就是在"理想的言谈情景"和中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对于案件本身在实体事实与法律责任认定以及在程序选择适用等方面,允许所有司法活动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理性的参与以及彼此的交往行动,以对话、商议和论辩的方式达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可接受性的普遍有效共识;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特征在于对话性与商谈性、程序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运行中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平等自由原则、真诚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商谈法律理论与我国的立法商谈机制

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认为:公平立法乃是具有"自主性"的公民间达成的共识,公平立法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商谈程序和论证规则的基础上,公平立法有赖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哈贝马斯商谈法律理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立法商谈机制存在如下诸多缺陷:立法商谈参与主体的有限性,立法商谈对象的局限性,立法商谈缺乏辩论性,立法商谈重视实用性,立法商谈能力参差不齐.走向更为规范的立法商谈需把握好以下几点:确立主体际的立法理念,保障公民平等的立法参与权,建立合理的立法商谈程序.     

哈贝马斯商谈民主思想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思想是针对政治领域的、建立在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并以对话、民主的方式进行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和公民素养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思想对国家、个人和网络媒体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没有法治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法治

民主和法治是有区别的两种理想。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既存在没有法治的民主制度,也存在没有民主的法治体系。民主是一种国家构成论,它首先关系的是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公共制度的建构主体;法治则首先假定一套制度已经建立,然后追问这套制度是否能够言如其实,是否无需任何法律之外的力量就能实现社会交往的秩序。在现代社会中,民主和法治的理想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加成熟的民主和一种更加稳固的法治。这种结合的关键,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观念。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借鉴价值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杰出代表,是世界顶尖哲学家.他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根基之上建构了商谈民主理论.商谈民主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新设计,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与替代.协商民主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一,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发展完善还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精华.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探微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依据是国家宪法和党章,其基本原则是借鉴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的优点,实现自然演化与理性建构相结合;其具体途径是培养有利于实现国家法治文明与政党法治文明的法律文化、确立党员的法权人格、实现政党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实现政党民主的法治化、加强法治文化资源的整合。     

论法治思维的表征

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关键是要确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人们以法治为视角的理性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法治思维的表征是:一是理论建构:主动学习把握法律知识、法治理论,形成法治意识。二是法治实践:党、政府、个人自觉践行法治理念,规范公共行为,形成法治实践机制,实现公平正义。三是法治的确定性:主体依据法律预判交往对象和事件发展,保护权益。四是法治审视:对客体对象给予法治解释、法治评价。     

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

从依法治国到以法治思维与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并非已经实现了法治理想,仍需全面推进。人治方式是法治发展的阻碍因素,"仇和"式治理、"良性违宪"论在人治的意义上当被否定。因此,当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变权力修辞为法律话语,尊重法律权威,正确理解并运用法律,实施宪法,以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逐步吸纳并挤占人治空间。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实困境

在总结与重思马克斯·韦伯以及当代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困境基础之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其独树一帜的交往理性理论。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展开系统研究,本文对当前现实情境之下交往理性所遭遇到的两种阻碍,即知识结构差异、数字鸿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理论阐发。进而对当今所处时代背景下,人们是否能够通过构建以新媒体为媒介的交往平台,实现哈贝马斯视域中的交往理性进行了全面深度的探讨。笔者认为,短时期内交往理性若想实现哈贝马斯赋予它的理论使命,仍然任重而道远。     

超越西方“宪政”话语——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要义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需要在深入解析西方"宪政"话语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理解西方"宪政",不能脱离其原初置身的特定"文明情境",如此方能避免掉入"普世价值论"或"阶级定性论"的窠臼,从而把握人类政治治理的基本问题,即主权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理性与意志的平衡问题,国家能力、政府责任和法治的统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应与解答体现了对西方"宪政"话语的超越,包括借鉴吸收了西方"宪政"话语的合理内核,在根本上是为了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强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基本框架下进行法治建设,为实现"善治"而更加注重治理权的积极作用,基于中国文明情境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论法治理性及其功能

法治理性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合规律、合目的、合真理,构成法治理性质的规定性和现实价值。法治理性的基本要义重在五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绝对权威。二是以法治替代人治。法治永远优于人治。在公正的法治社会,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法之统治"。三是以人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政治权力则为法治的客体,它必须接受体现人民公意的法的统治和约束。四是以契约自由驱逐天然自由。以规则取代无序,以简约取代复杂,以理性约束行为。五是以法治文化建构公平正义。全社会信仰法治、推进司法正义、法治成为公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指向。     

民主是法治的旗帜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耳熟能详的今天,认真反思一下我国法治建设的民主动因,不仅对于民主建设,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法治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从我国人民民主的特点看,民主对法治的内在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治是人民民主的制度表现,在现代人民民主社会中,从人民权力到国家权力的行使有多个环节,人们不可能都行使国家权力,只能通过代议制机构委托政府行使。为了保障人民主权,就需要有法律制度来规范权力的行使,使权力的行使不违背人民意志。法治就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民主的法律制度。第二,法治是人民民主…     

先验性与经验性的融合: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实质

交往行为理论是先验性与经验性相融合的产物。生活世界是交往得以达成的基础,因为它既可以作为交往行为的先验背景知识,又是与交往行为息息相关的日常经验场所,一切交往行为都以它为背景、由它而阐发。普遍语用学是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工具,哈贝马斯在为交往行为设定一般假设前提语言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上,又将这种前提的获取归诸经验分析。商谈伦理学是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准则,哈贝马斯从既向往理性化又存于经验世界阐述了交往规范的双重性,并运用递进式道德发展模式,阐明交往个体达成理解的方式是个体经验对先验道德的一种确证。因此,交往行为只有在先天规范同后天经验相结合时才能达到合理化,交往行为理论也就成为一种先验性与经验性相融合的社会理论。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带有先验论和实用主义色彩;"语言批判"基于文化层面,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商谈伦理建立在规范理论基础上,它对交往行为的评价也是具有局限性的。     

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务,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让民主在中国更加有效运转的新路。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从作风民主走向制度民主,从实质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从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所谓"大民主"走向法治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和法治民主     

论现代法治理念语境下的警察法律思维

现代法治是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和实践性的综合体,追求公平正义、民主高效等价值,以正义为终极价值关怀。法律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必须围绕法律的权利与义务展开,是一种实证化、技术化、规范化的思维方式。应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最终达到维护法治的目的。警察法律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法治实践进程中,要不断提高警察法律素养,增强对法律的信仰,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思想观念及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法律的最高权威。     

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务,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让民主在中国更加有效运转的新路。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从作风民主走向制度民主,从实质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从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所谓"大民主"走向法治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和法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需要从我国民主政治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区分长期目标和中近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政体和健全成熟的法治民主,中近期目标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层面的民主和法治。具体路径是将政策过程中的民主作风上升为民主决策的制度和程序,积极发挥已有的民主机构在立法和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内法治,健全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强化法治对民主的保障和约束作用。     

公共政策合法化:两种主体的博弈

公共政策合法化具有双重目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性.相对于合法化的程序意义与政策的合法地位,政策实体的合法性更具终极意义.鉴于合法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主体各自的局限性,作为政策实体合法性依据的科学、民主、法治等价值标准不能依赖任一主体的单方面努力.只有通过两种主体在现有理性能力的基础上展开博弈,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和实现政策实体的合法性,逐步化解"合法化困境",从而为"开启政策执行之门"夯实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民主法治理念解读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当代践行民主法治国家的理性选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宪政中的民主法治理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该制度的建立必须依托于民主法治的理念,在民主法治的维度内展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法治政府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贯彻民主法治理念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