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背景下的医疗告知义务与法律风险防控

医疗告知义务是作为知情同意理论的重要内容发展起来的,"告知后同意"已经成为医方对患者进行医疗干预时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为现代多数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医疗告知既是法律义务,也是伦理道德义务,其基本内容可以分别从法律规定和医学伦理角度进行界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医疗告知义务的主体既包括医务人员也包括医疗机构,但两者承担责任的种类和形式有所差别。实践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准确认识并正确履行告知义务,从而避免或减少法律风险的发生。     

论反垄断法视域下的外资并购规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增加,外资对国内企业的并购已十分普遍。我国企业在接受外资并购实行规模效益,增强企业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排挤民族产业,造成金融风暴,甚至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这些问题都源于外资并购带来的垄断问题。一旦形成垄断,会造成排挤国内企业,扭曲市场机制,降低市场效率等后果。因此,对利用反垄断法规制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研究已刻不容缓,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外资并购反垄断法律规制实施体制,对于实现大的市场经济法治的目标意义重大。     

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法律责任重构

我国保险法对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畸轻。与合同订立时违反告知义务相比,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观恶性更深,后果更为严重。在索赔阶段,包括在庭审中,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应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投保人因过失而在索赔阶段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应承担保险责任。     

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适用

告知义务是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毫无疑义;在被保险人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理应列为告知义务人。对保险人解除权行使的后果,《保险法》的规定不够完善。保险人解除合同后,未收到保险费的,投保人仍须给付;保险人的合同义务并非始于保险事故发生之时,而是在整个保险期间。应当增设被保险人为告知义务的法定主体,扩大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增加告知义务免除的事由,进一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公司制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实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机构和基本形式。但是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公司制度确立并发展起来后,职代会的地位却日益衰弱,现行有关职代会制度的法律、法规已明显不能满足客观需要。本文拟结合职工代表大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对我国现行有关立法作一评析,以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公司制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实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机构和基本形式.但是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公司制度确立并发展起来后,职代会的地位却日益衰弱,现行有关职代会制度的法律、法规已明显不能满足客观需要.本文拟结合职工代表大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对我国现行有关立法作一评析,以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关于完善我国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相关立法的探讨

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立法体系,制定和完善涉外涉内统一适用的企业并购基本法、外资并构主体法、外资并购行为法和完善与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健全和完善我国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法律体系,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的构建——以知悉权利和行使权利为中心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公正理论、诉讼主体理论、有效辩护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侦查程序中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明确规定告知的主体、告知的对象、告知的内容、告知的程序及不告知的法律后果;并规定值班律师、全程录音录像、告知权救济作为权利告知制度的保障性措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九条之检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九条确立了消费者7日退货制度。该条并不能被称为消费者撤回权条款。欲真正创设消费者撤回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条文进行完善:完善可被撤回的消费者合同类型;规定经营者告知义务;合理设定撤回期间;增加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方式;明确撤回权行使的法律后果。     

推出雇主组织 建立三方机制

政府、雇主、工人组成三方妥协机制，是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必不可少的。随着中国入世日期的到来，与国际惯例接轨，推出中国的雇主组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三方协调机制，越来越摆到了议事日程。一、问题的提出问题之一：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我们经常提到要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实际情况是：国家利益有法律维护；职工利益不可侵犯，因为社会需要稳定；企业利益呢？企业要纳税、交利、付费，要“拿钱买安定”。那么，谁来为企业讨公道？问题之二：市场经济越发展，企业改革越深入，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就越多。为协调劳动关系，…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及制度性障碍分析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以及社会的整体效益。但是在我国,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并购存在诸多障碍。文章在分析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并购的法律和制度性障碍后,从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市场准入障碍的清除、政府参与企业并购行为的规范、统一的并购法律体系的建立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困境及其法律对策——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看,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增加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提高行政决策的社会可接受性、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等社会管理创新功能.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困境主要有: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存在合法性困境;政府信息不透明为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设置了障碍;程序法规的缺失致使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难以有序化.制定《社会组织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行政程序法》,创新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主体法律资格、法律信息机制、法律程序机制,是破解其困境的法律对策.     

论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所负如实告知义务对于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有着重大影响。我国现行《保险法》对此尽管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并不完善。如实告知义务的法理依据为"最大诚信说",应将被保险人纳入告知义务主体,对告知的内容应实行书面的询问回答主义。     

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本文对目前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有关法律建议:建立和完善我国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法律体系、完善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雇主责任

“性骚扰”作为一个舶来品如何在中国法律制度中被良性借鉴,需要对其发源地美国的性骚扰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理解。而雇主责任是其性骚扰法律制度中的最大亮点:在职场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雇主有维护安宁的劳动环境的义务,违反这个义务则需要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补偿甚至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因此,引进雇主责任是中国性骚扰救济制度的核心。     

中美利益集团政策参与机制的比较

美国的利益集团高度发达,是公民参政的一个重要渠道,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政策参与方式都还很不成熟。本文从中美利益集团的政策参与渠道及其法律规制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试图得出一些对我国政策参与机制的完善具有启迪意义的经验。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法制保障的立法建议

随着劳资冲突的增加,凸显出我国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存在的体制和机制的不足。本文针对我国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了构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法律制度和机制保障的立法建议。重点对如何解决工会的人财独立问题及雇主组织的缺位问题提出了改革措施,并结合集体谈判的成功经验构建了适合我国现状的行业或区域性集体谈判制度。     

试析集体合同制度的法律性质

集体合同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是一种劳资自治的契约形式。《劳动法》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其调整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制定劳动基准规定雇主义务,保障劳动者权益,并通过国家监督予以实施;再一种是工人成立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协商谈判,确定彼此权利义务,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劳资自治     

论私募股权基金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及法律规制

私募股权投资,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该股权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股权投资基金涵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即企业发展的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等阶段。从实践上看,私募股权基金对民间投资具有很强的拉动效应。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现已初步形成了以公司制、信托制和有限合伙制为主要法律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法律框架。但是,以《证券法》、《信托法》等为主的证券规制法律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组织方式、运作模式等法律问题尚未明确规定。为此,需要强化对私募股权基金运作的规制立法,以规范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营机制,增强并改进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