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与“群众”情境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当前转型中国所凸显出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作为国家治理主体之一的＂群众＂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而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和性格特征,蕴含着＂公民性＂、＂人民性＂与＂臣民性＂的三重变奏。这也对现代大国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转型中国国家治理必须以公共精神为价值依归,引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消弭和突破＂群众＂的局限,达到现代国家治理的公共性。     

公共决策领域的新现象及其新阐释——“亚政治”框架与现代性

在现代公共决策中,出现一些新的现象:公共决策过程中,科学家与专家不仅仅是咨询者而成为主导者;大企业通过自己责任体系超越本身职责范畴,侵入公共政策的范围;以及消费者与相关非政府组织通过行使自己购买权或开展社会运动影响各类公共决策。这类现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以及大型组织的行为,并被一些理论家用“亚政治”框架来诠释。从本质含义来看,“亚政治”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未被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的行动;但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亚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化条件也不一致。因此,通过从现代性角度诠释政治及其边界,就可以发现,在第二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整个公共决策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民主、文化民主在悄然出现,整个社会治理呈网络结构,政治变得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在。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理念演进、逻辑变迁、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

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的历程中,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的理念演进,推动了文化事业建设从文化统治到文化管理再到文化治理的逻辑和实践转型,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中国模式。经过40年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快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性功能,在文化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以"文化+"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在文化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     

荒政之行政伦理与传统国家（State）公共价值生成——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就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所必需的＂制度设计＂而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如荒政——之所以是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之路径依赖,其根因即在于此类公共行政内在之行政伦理能够转换为公共价值。此行政伦理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传统国家能够生成公共价值及其官僚体制能依此价值实现演进之内在道德根据。在学理上,它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     

从国家治理视界认知社会治理

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以及二者关系的认知偏失亟需辨析廓清。文章对治理的内涵、范畴及其与管理、统治在性质上的区分进行论析,揭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证二者的客体皆不是民众,不是纳税人,而是国家公共生活和国民生存环境中相关的需要改善的社会建构或物质建构;如果把民众视为被治理者,不仅是历史观、政治观的大倒退,而且必然导致治理性质的改变和把矛头指向民众的恶果。     

文化整合性治理:一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愿景

不管是传统的政治统治,还是行政与政治的分离,抑或是技术工具治理以及硬规则的法律制度,都存在着多重治理悖论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问题。"文化整合性治理"是对共识性社会问题或者政策问题解决的新思考,其并非仅仅指对文化自身的治理。文化整合性治理以治理文化倡议为引领,着眼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资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塑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力求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寻求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机制。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构建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多元主体平等有效互动,化解公共事务的"碎片化"问题;二是政府责任明确,处理好社会自由与市场规制的关系;三是传播"环保正义观",形成可持续的建设性对话机制;四是营造"环保文化共同体",使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采取＂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社会环境进行专项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为依赖的一种针对公共管理中的顽症进行集中治理的手段。但与此同时,因＂运动式＂行政执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出来。笔者从能动司法的视角来客观的评价＂运动式＂行政执法,以探讨＂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     

民族乡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与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民族乡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民族乡政府为满足治理主体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现实需求和未来愿景,实现治理能力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历史过程。它包含了民族乡现代治理体系的重塑、新常态下治理资源的调适、自主性权力的运行、均等化公共产品(服务)的共享以及自主发展基础上的对外能力现代化等五个基本要素。民族乡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测评指标体系由5个领域指标(一级指标)、14个基本指标(二级指标)和50个具体指标(三级指标)等三部分组成。构建该体系时需要遵循基层性与民族性、国际化与本土化、科学性与现代性以及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基本原则。     

社会治理辨析:一个多元的概念

从上世纪末引起学术界注意的"社会治理"成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何正确认识来自西方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问题。现代治理概念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直接相关,但在中国语境下具有极为不同的意涵。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表明,当代中国的多元治理仍然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但社会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中间层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治理也是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因此,社会治理又是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     

整体性治理：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本文对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     

回应性治理：公共行政的第三种类型

本文分析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的产生背景、内容和特点后,认为公共行政的第三种模式——回应性治理,是一种更适合现代社会的治理形式,从新公共管理走向回应性治理更适用于现代国家。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

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分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化政府样态。＂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在＂王朝治理模式＂下,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进入近代,欧洲国家在率先走向工业社会的历程中,通过一场＂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扫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国家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进而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型。管理型政府在行使社会治权的时候运用了＂保护型职能＂和＂干预型职能＂,并且在对＂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的使用和完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过犹不及:从大屠杀看政治现代性的阴暗面

经典作家往往将政治现代性视为一种政治进步意义上的属性,但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则暴露了政治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政治制度的过度秩序和效率取向造成了人的道德催眠和责任漂流;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唯美主义"取向则将人异化为"草木化"和"非人化"的存在,这些特征产生了过犹不及的影响,使得大屠杀成为现代性的产物。在反思政治现代性阴暗面的基础上,加强法治建设,定位人的"目的"意义以及保障公共领域的发展,是规避政治现代性阴暗面的有效路径。     

政社分开的逻辑及其困境

政社分开如同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一样,是我国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多年来改革的进展不大。从统治和治理两个维度对这一现象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政社分开取决于治理逻辑和统治逻辑之间的角力。治理的逻辑要求分开,而统治的逻辑主张控制。统治的逻辑使得政社分开陷入了难以获得有效进展的困境。解决的出路在于将领导权与治理权分离,创新改革思路,从统治转向治理,转向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初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统治＂、＂管理＂再到＂国家治理＂演变的三个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改善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论全球治理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全球治理推动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政治统治地位的下降和国内社会自主地位的提升,即传统的国内政治从管制型转向治理型。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全球治理问题,并且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加快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步伐。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途径

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创新基层治理,要创新参与方式,实现协商治理;要改革治理结构,实现科学治理;要密切党群关系,实现有效治理;要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有序治理。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公民参与则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面临＂内输入＂公共决策系统、＂附属物＂社会利益团体、＂官本位＂政治参与文化、＂残缺化＂制度保障机制、＂喉舌论＂大众传媒体系等问题,要改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需从还原利益团体的政治本色,构建以民为本的参与文化,增强大众传媒的公共话语权,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等方面着手。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公共性:现代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回归

现代公共哲学努力践行在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实现互利共赢和价值共享。它是基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缺陷及其后果的反思,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公共理性,建立社会共识,崇尚公共精神,重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来摆脱社会治理困境。公共性意味着在一个敞开的公共领域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自我在场的真实体验。公共性是以凸现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是为了消解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现代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公共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在重建公共性过程中,要注重公共性与市场性的融合、宪政秩序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培育、公共精神的构建、公民参与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