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支难民与香港“第一收容港”政策

1979年日内瓦国际印支难民会议上,英国代表香港承诺作为印支难民的"第一收容港",给予出逃的印支难民以临时的庇护,等待西方国家的再安置。港英政府不折不扣地将这一政策执行了近20年。直到特区政府成立后,才于1998年1月正式取消这一政策。造成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滞留香港多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社会层面的因素,也有英国及港英政府方面的原因。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带给香港的最大启示是怎样在人道主义与内部利益冲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简论日本越南人社群的形成与社会地位

日本越南人社群是随着印支难民潮产生之后而在日本逐渐形成的新社群。对印支难民的接收开创了战后日本较大规模接收外国难民的先例。为了让越南难民更好地适应在新环境的定居生活,日本方面采取了诸多的措施。如今在日本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越南人社群,但日本越南人在总体上的社会地位还不高。这既与难民本身的特殊性有关,也是由于日本自身对外来人士的封闭性和消极性造成了难民政策措施上的一些缺陷。伴随着对日本社会的不断磨合与适应,日本越南人社群与日本主流社会的距离有望进一步拉近。     

越战后美国对印支难民的安置与其地区分布分析

在印支3国(越南、柬埔寨、老挝)1975年后出现的难民潮中,有大批人移居美国。美国出于现实利益需要和人道主义原则而接纳了他们。最初的难民在经过收容中心后,被安置到全国不同的居留地。他们跟着又与后来的难民分别通过家庭团聚、政府的"疏散政策"以及重择高福利居留地等方式,先后进行"二度移民",从而形成了印支难民在美国地区分布的基本格局。这一分布是高度不平衡的,高集中性的。     

北海难民述略

1978年,越南当局掀起了反华浪潮,一百多万越南难民被驱赶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到中国的二十七万难民,被安置到广西、广东、云南、福建等地。在广西北海市,则安置了一万三千多名越南难民,居住在离北海市十六华里的新港镇。如今,它已成了世界上有名的难民安置点,很多国际友人常涉足于此。 (一) 安置在北海市新港镇的难民,绝大多数是从越南吉婆岛、姑苏群岛、青仑山岛(即姑苏群岛中较大的岛)上回来的渔民,他们世代在这些岛屿上居住谋生。尤其是姑苏群岛的渔民,几百年以前,他们的祖先就已在越南定居。难民们世代在吉婆、姑苏等地居住,他们的先人或是他们自己,出国的原因是什么?现     

印度支那难民的漫长等候

(一) 老挝难民据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的统计,一九八一年到达“第一接待”国家的印支难民有99,169名,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乘船逃出来的。官方公布,从一九七五年以来,有八十五万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逃离他们的祖国,这还未包括在海上失财丧命的人和在柬泰边境死去的人在内。     

从难民到市长──记首位担任澳大利亚市长的越南裔女性胡梅

逾２０年前，印支地区烽火连天，约有１９０万人不顾生命安危逃往海外，引发难民投奔怒海浪潮，亚洲很多国家成为他们的避难地。１９７５年４月，北越攻占南越首都西贡，４天后一批又一批越南难民乘船登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基于人道立场，及联合国调协下预期他们将获得第三国家收留，而安置这些难民暂时住在比农岛和吉隆坡新街场等７个难民营。马来西亚共收容了２５．８３万名印支船民，其中超过２４．８万名移居第三国家。自１９４５年以来，澳大利亚吸纳了超过５７０万来自１５０多个国家的移民，包括越南难民。为了协助新移民溶入当地社…     

印支难民在泰国

泰国,是接受印支难民最早、暂居人数最多的国家,又是印支难民去第三国定居的最大的中转站。10多年来,泰国政府和人民从人道主义出发,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安置百万以上的印支难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就印支难民在泰国的概况、泰国政府对印支难民的政策、印支难民问题对泰国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欧美各国印支难民及其社团组织

一、印支难民问题受到国际上的关注一九七五年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都相继获得解放,当时这三国的一些旧政权人员及工商业者,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逃到国外,但为数不多。在黎笋集团统治越南南方以后,为了实现其称霸东南亚的野心,对印支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在越南国内反华、     

法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全欧约有80万华人,其中居留法国的约占1/3,法国华人人口的增加并跃居欧洲首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早期的法国华人,主要来自浙江温州、青田一带,他们大部份是第一次大战时期来法服役的华工后裔,少数是来自过去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和越南的商人及留学生,但总人数一直在一万左右。1975年越南、柬埔寨、老挝政权先后更迭,印支三国出现了大规模难民潮。稍后,法国政府打开了大门,大量收容来自印支三国以华裔为主的难民,接着他们的亲属也先后通过种种渠道涌入法国。也有不少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港、澳、台工商界人士趁机进入…     

印支难民的生存与发展——试析法国潮籍华人的经济发展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尤其自印支三国采取反华排华政策以来,大批华人纷纷逃离印度支那,移居美国、中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迄今为止,印支华人定居第三国已十年有余,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如何,颇受世人注目。本文试图透过法国潮籍华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探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并且就我国安置难民的问题提出个人之拙见。 60年代前,旅居法国的华人尚不足1万,主要来自中国浙江、广东和东南亚国家。1975年印支移民涌入法国后,华人总数已骤增至12万多,其中潮籍华人约有7万之众,多来目柬     

国际冷战初期的一个地方热点--1945年至1950年间的中越边境跨国革命区

自1920年代起,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互相交织并连成一片。东亚三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促成了南北两个跨国革命区的形成,本文探讨的即是1945年至1950年间南方中越边境跨国革命区形成的条件、中越双方合作的方式,以及1950年前与1950年后中越同盟关系的区别。学术界对于1950年后的中越同盟关系已多有论述,但1950年前中共与印支共之间的合作则未引起同等重视。1950年前的中越跨国革命区值得探讨,一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越革命同盟关系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和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延伸,也是这两场战争的连接点。这种联系突显了这两场战争的国际性,进一步证明第二次国共内战和第一次印支战争都是与冷战密切关联的热战,中越跨国革命区因此成为冷战初期的一个地方热点,并代表了国际冷战的一种地方形态;二是因为这一阶段两党之间的合作为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期的中越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不仅得到了苏联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了印支共产党的援助,中共对于胡志明和越南革命运动的支持也是从印支战争爆发之日起即已开始,1950年后只是扩大了援助的范围,并提高了援助的规模和合作的级别。1950年前两党关系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也将在1950年后重复出现并带来严重后果。     

印度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爆发及政治解决,对印度外交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印度提升国际地位的一次难得机遇。印度出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平共处、不结盟等因素的考虑,不断调整其印度支那政策,从中立的"不干涉"政策,进而逐渐转变为积极的调停政策。印度发挥在日内瓦会议上了独特的作用。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印度外交特点的认识。     

UNRWA’s First Years, 1949–1951: The Anatomy of Failed Expectations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Near East Refugees (UNRWA) in 1949 represented the culmination of two years of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to solve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only sought an agency to take charge of refugee relief, but also envisaged a body to facilitate direct programmes for public works to wean the refugees away from aid dependency whilst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ic productivity of host Arab nations. It was hoped this would support the refugees on a self-sustaining basis and even lead to their re-settlement and re-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 This analysis examines how and wh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bodies established UNRWA and identifies why UNRWA, by 1951, was unable to fulfil the task for which it was initially conceived.     

难民与安曼城市发展探析

难民是国际热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曼城市发展常常遭遇周边国家周期性的难民潮影响。由于约旦政府在难民安置和保护上的相对宽松政策,使其周边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伊拉克的许多难民来此寻求保护,约旦首都安曼首当其冲成为难民的积聚地。难民不仅与城市发展安全、经济安全密不可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人口结构、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活状况。安曼难民的走向与约旦政府、国际社会政策紧密相连。     

Widening the Protection Gap: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for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Lebanon, 1948-2008

Lebanon has been a reluctant host to Palestinian refugees since1948. A mainstay of Lebanese policies vis-à-vis the Palestinianrefugees has been preventing their permanent integration andsettlement in the country. The question of naturalizing refugeesis one of the most contentious political issues in Lebanon today.Palestinian refugees tend to live in conflict-ridden environments,often at the margins of the host society. This first of allapplies to the camp-based refugees, who languish in dilapidatedand overcrowded camps. Unable to return to Palestine and marginalizedby the host society, they are caught in a legal limbo. In order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legal regime that governs their refugeestatu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ir rights as refugeesin international law, regionally as hosted by Arab League statesand nationally as residents of Lebanon. The rights regime iscomplex and contributes to a critical ‘protection gap’for the refuge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is protectiongap was created and widened by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international,regional and national legal rights regimes.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国际联盟与俄国难民的遣返尝试

根据1922年7月的南森—苏俄遣返计划,少量俄国难民在国际联盟难民机构监督下从保加利亚遣返回苏俄,这是历史上以国际组织调停的形式组织难民遣返的首次尝试。各方对于难民遣返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遣返性质及难民回国后的安全等问题的争论贯穿遣返计划始终。由于政治因素对难民问题的干扰,南森—苏俄遣返计划以失败告终。它对后来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组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