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语境下的中国网络公共领域探析

"公共领域"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开放性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所有参与的公民基于对公共事件的理性批判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开放性与批判性是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时代,网络公共领域是对传统公共领域的延伸。网络公共空间边界被微博拓展的同时,也正在被现实社会主导话语的各种精英和利益群体再建构。网络公共空间里个体的"沉默追随"或"情绪发泄"阻碍了具有理性批判的声音表达。公共领域的核心特质批判性与开放性在微博的现实语境中面临着实践困境。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论后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

后新公共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但并未真正超越新公共管理。在理论预设、理论主张以及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最关键之处在于理论预设方面存在不足。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尽管具体理论主张上有不同,但背后坚持的都是技术主义和管理主义,本质上都是一种以理性建构为中心、以结构主义为特点的思维模式及其话语体系,它的创新性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公共行政的问题;从行政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后新公共管理很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高校德育创新的公共理性考量

高校德育创新是现代社会中拓宽德育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而在多元发展的现代社会背景下,高校德育同时还面临着在差异与多样的价值理念中重拾底线伦理的重任。为避免青少年学生在价值观方面的混乱与困惑,高校德育必须在公共理性所内涵的公共利益、公共领域、公共行动、公共责任观念和公共精神品质等方面做出科学的思考与回答。基于公共理性观念的特殊视角,为了有效应对多元化对德育的影响,高校德育创新应强化公共理性的价值取向、完善公共理性标准并充实公共理性的内容,助推青少年学生公共理性观念的形成。     

建构宪政规制与导引的公共管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内存在民主性缺失、法治不彰和腐败滋生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建构并运行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从公共选择、制度供给和公正观念的视角看,建构宪政规制与导引的公共管理是加强我国公共管理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以及建构监督制约机制的必由之路。     

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对策建议——基于对楚州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问卷调查

解决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为此,笔者对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希望通过对农民公共产品需求的调查和定量分析,分析农民公共产品需求的现状、结构和特点,从而提出建构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理论构想。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论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基于历时态视角与共时态视角相结合的诠释

行政理性是现代行政的本质属性。从历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观的流变是现代行政发展的观念先导,引导着现代行政走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建构理性与进化理性相融合、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协调。从共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是型构现代行政的文化基因,从行政行为、行政知识、行政关系、行政人格四个维度形塑着现代行政文化,使其具有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职业化的特征。明确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有利于辩证地把握后现代行政理论与现代行政之关系,同时也为推进行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行动思路。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公民文化的重塑

公民文化的重塑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因为只有国民的公共理性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起与生态文明建设步骤一致的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发展铺垫精神和物质基础。同时也只有通过公民文化来培育人的公共精神这一途径，社会才能够做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根本统筹，最终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统一。     

以民生政治推进执政党“公共理性”的构建——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的一种解读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也蕴含着执政党从革命热情向执政理性的转变,在当下则体现为执政党的"公共理性"建构。民生政治观产生于近年,但历史源流长远,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民生政治不断发展深化的历程。民生政治的内涵能够推进执政党"公共理性"的构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也就是以民生政治推进执政党"公共理性"的构建历程。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内在逻辑及变革实质

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与试图通过理性的建构来消除二者之间对立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力图通过对市民社会这一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深入解剖,不仅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局限与矛盾,而且也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实现人类从政治解放向社会解放的共产主义的公共理想。这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哲学批判所得出的必然的政治结论。     

论公共行政伦理责任的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公共行政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理解公共行政伦理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理性建构情境下,公共行政伦理更强调对官僚组织忠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的客观伦理责任,忽视人们的人性需求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动荡的、复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理性建构的伦理责任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一场伦理责任的建构革命,社会建构的伦理责任由此产生。该建构重构了主观伦理责任,认为自我的省察、批判性反思、创造伦理对话、参与社会互动、有自治意识、致力于思考、分享信息等都是公共行政的美德。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公共治理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问题频发的体制性根源在于社会控制型的管理体制。追求社会的静态稳定不仅不可能,而且客观上积压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不当的社会控制机制破坏了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错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导致了与民争利,僵化的职责同构的组织体制严重弱化了应急管理能力,碎片化的社会结构状况从根本上削蚀了社会的理性基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顶层设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将管理目标重设为动态稳定,将管理理念更新为公共治理,将政府角色转换为公共服务,将央地关系调整为地方治理,将社会建设为组织化社会。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阐述首先出现在他的巨著《政治自由主义》当中。这本书展现了罗尔斯对政治分歧和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风险的深度关切,特别是宗教和全整学说的社会影响。在部分西方国家里,比如美国,宗教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社会和政治作用。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概念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仰的持有者(无论是对宗教还是对世俗的全整学说)当其信仰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不能繁荣,甚至是走向衰落的时候,他们赞成民主政治制度如何可能?罗尔斯试图以自由主义价值为主导建立一个合理的多元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美国的社会现实看,罗尔斯的构想是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就如何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各种学说,文化和谐并存的社会理想而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善治的改革导向:从政府社会性管制到多元共治

政府社会性管制行为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传统的仅仅依靠社会性管制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做法已经逐渐失效 ,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股以政府管制为基础 ,结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浪潮 ,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全球治理理论。这种包括政府社会性管制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必然以善治作为它的追求目标 ,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     

我国公共政策自组织执行的价值维度及策略——以被组织与自组织理论为视角

政策执行是由社会建构,所以政策执行的关键应聚焦在社会领域。政策的被组织执行向自组织执行演变是政策执行方式的跃升,它由一系列内外部因素驱动。政策的自组织执行有助于公民反思理性的积累,社会资本的传递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有助于实现政府瘦身,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进社会的政策认同,培育社会主体公共理性精神和发展民间组织。构建社会互信和创建具有激励效应的学习机制是实现政策自组织执行的有效策略。     

有限理性与邓小平的认识论思想

邓小平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就是对理性和理性作用的定位,这种定位的必要性在于人们对理性的过分推崇和对理性能力的过度自信。由于这种推崇和自信而产生的思想僵化乃至迷信,不仅堵塞了人们认识前进的道路,而且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现实障碍。同时,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倾向,因此,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可能消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理论对社会生活的束缚,给社会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在理论指导和社会秩序的自然进化之间保持必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