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实现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高度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作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诸如政治安全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人文合作机制等重要公共物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藏的合作潜力有助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整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需求,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但上合组织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与配套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持续深入推进。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组织定位,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塑造组织认同等路径来实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效对接。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国家身份构建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而且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国家身份(预期)面临被弱化或强化的趋势,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认同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与特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蒙古国在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方面,均致力于重构国家身份。对国家新身份内容与意义稳定性的珍视,影响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显著差异,制约了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其次,相对于邻国和"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使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再次,蒙古国对自身民主国家类属身份面临弱化的担忧,成为阻碍其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提升的深层次原因。上合组织扩员后,蒙古国持"积极参与,缩小距离"的态度,尝试增进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成员国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欧洲化

欧盟成员国各自签订了大量的国际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与欧盟法之间存在冲突,欧盟一直致力于解决该冲突,使这些协定和欧盟法逐渐统一。《里斯本条约》的通过和生效将极大地促进欧盟成员国国际投资保护协定的欧洲化。为此,欧盟一边努力将其成员国现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否继续有效、成员国是否有权和第三国谈判签订新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问题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一边积极行使自己的新权能与第三国进行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20年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两个多边协议——"上海五国"成员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1996年)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7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两份对亚洲大陆而言具有完全创新意义的文件。而上合组织本身也成为政治创新的推动者:2007年签署的《上合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欧亚地区第一个此类多边法律文件,它标志着基于"上海精神"原则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形成新的品质。"上海精神"如今与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起,在国际政治语汇体系中稳固地占有一席之地。上合组织不会转变为军事集团,这一点至关重要。上合组织所在地区是经济贸易互利合作的巨大平台,是实施涵盖几乎所有经济部门联合项目的巨大场域。上合组织经受住了新冠病毒的考验——成员国高度团结,积极互助,与其他一些多边组织成员国不同,上合组织各国并没有采取所谓"各尽所能,自己救自己"的做法。总的来说,上合组织几乎在所有领域开展了合作或建立起了联系:科学和技术、贸易和投资、交通、农业、文化和艺术、旅游、健康和体育、青年和妇女交流、展览会、艺术节,等等。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多方位的合作机制,而这是由其宪章即章程确定的。     

希拉克外交思想探析

希拉克总统是法国乃至世界政坛上的重量级的政治家之一,他两度出任法国总理,两度当选法国总统。他曾四次访问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理念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结合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理念,在国际政治社会文化舞台上大力提倡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相互理解、平等交流的理念。反对恃强凌弱,拒绝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主张用和平谈判的外交手段解决各种争端,美国甚至欧盟一些成员国以所谓人权问题在联合国非难中国时,希拉克强调欧盟成员国对中国人权问题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立场,主张对话,不主张对抗。希拉克始终坚持戴高乐主张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成为平衡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天平的重要政治家之一。     

意大利外交政策及其在欧盟中的新角色——政党政治的分析视角

冷战后意大利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党政治影响,在多边主义和单边/双边主义之间左右摇摆。2014年中左联盟的民主党领导人伦齐担任意大利总理后,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再次倾向欧盟和多边主义,同时显现出实用主义的趋向。与伦齐同党派的意大利人莫盖里尼担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其外交风格与伦齐形成呼应。目前意大利正在加强欧盟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力,以应对乌克兰问题、中东北非的安全与难民危机,以及欧盟债务问题。伦齐、莫盖里尼给意大利外交带来了正面影响,但其政策前景仍然受制于不稳定的国内政局。政党政治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及其与欧盟的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

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们对本地区冲突管理的贡献上。上海合作组织基于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对域内重大突发事件与成员国间的频繁冲突,均采取不介入姿态。但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后,成员国间冲突的复杂性和强度显著升高,这将对组织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也对中国在组织内外的战略利益和"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制约,上合组织合理管控成员国间冲突势在必行。本文梳理各大区域性组织积极调解冲突的实践与成果,分析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内部需求和对中国的战略利好,并总结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观点,认为上合组织调解冲突是必要且迫切的。通过提炼上合组织调解冲突的五大优势和三重障碍,认为调解具有理论和制度上的可行性。在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前提下,上合组织应创建以预防冲突、控制风险为目标的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力争将冲突的频率、烈度及对组织的冲击维持在较低水平,为组织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则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印度尼西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对外战略的重心是通过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广泛拓展多边外交舞台,提升印尼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将印尼真正打造成为一个地区领袖国家,也就是扮演东盟的核心角色,成为东盟的"共主"和东盟地区的"代言人"。从更长远的目标出发,印尼是要跻身世界十大强国行列,实现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夙愿,赢得国际社会的真心尊重。印尼中等强国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处理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产生重要启示。     

公共外交视角下韩越经济合作研究

跨国/境经济合作是当今世界贸易往来的必然选择,但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活动往往深受政治政策的影响。不过,在世界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政治经济手段已不再像过去一样作用显著,利用"软实力"来扩大一国影响力,从而获得跨境经济效应更为符合世界新形势的要求。本文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对跨国经济合作进行分析,阐释公共外交对跨国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韩国在越南采取的公共外交政策主要以文化外交、企业外交以及援助外交三种外交形式来提高韩国的国家形象;韩国在越南开展的公共外交有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尤其是跨境投资、跨境劳动、跨境贸易等。在分析韩国依托对越南的公共外交推进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相关研究。     

日本对非经济外交及其动态趋势分析

冷战结束后,日本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支柱,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不断强化对非经济外交。特别是近年来,强调官方援助和民间投资并行,逐步由援助非洲转向投资非洲,加紧争夺非洲市场;通过强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政治和安保合作,提高其在非洲大陆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和话语权;对中国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进行牵制和围堵,抗衡中国的姿态更加显著。梳理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演进历程和动态趋势,有助于明晰对非战略中的日本因素,并予以积极应对。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

两德统一后,鉴于自身实力进一步增强,德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加大外交战略部署和投入。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德国在亚洲各国大力经营公共外交战略,特别是在冷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地缘政治地位凸显的东南亚国家。德国积极开展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首先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其次是想通过插手东南亚事务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制衡中国影响力。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企业文化;通过国际教育合作培养亲德人才;通过落实对外援助措施彰显大国担当。德国对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加剧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增大"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压力,且有可能损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对此,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现状、问题与应对

中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核心内容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性"、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中国投资自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欧盟的投资自由化程度比中国要高,欧盟在谈判中希望与中国实行"对等"开放,这就涉及中国行业开放的程度和范围,以及中国自身是否有相匹配的国际经贸治理能力。此外,投资自由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机制、资本项下的自由化以及更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制度。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现有投资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盟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如何应对有关核心问题的建议。     

中欧投资协定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条款设计——基于条款价值的考量

当前,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面临巨大挑战,欧盟提出建立国际投资法院机制,中国正在考虑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在此情况下,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应该采用何种ISDS机制?通过对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其实践的回顾,本文发现,ISDS条款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作为附属性质的争端解决条款,作为对投资者程序性权利加以保护的实体性条款,以及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附加价值。从当前欧盟的条约实践来看,欧盟似乎迫切希望通过双边谈判推动多边投资法院的构建,而忽略争端解决条款对于解决未来缔约双方相关争议的基本功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原则上可以引入投资法庭机制,但是,一方面不应完全排斥其他ISDS机制;另一方面,应当简化制度设计,使其成为一个确实能够在双边层面有助于争议解决的有效机制。     

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政治风险与防范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不断增长,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但是,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的投资总体规模较小,投资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投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地区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越南国内情况和中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企业在越南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逐渐显现,诸如东道国制度欠透明和腐败违约问题、投资政策的频繁变动、社会骚乱与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因南海领土争端引发的中越关系波动、地缘政治和域外大国的竞争等因素,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发展.为了规避这些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考虑以下策略:在政府层面,不断增进中越政治互信,深化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为中国企业投资护航;深化中国与东盟各领域的合作,推进中国—东盟制度规范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强政府与民间合作,有效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在企业层面,推进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本地化建设,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提高企业公共外交能力,树立品牌意识和良好国家形象;学习现代化管理经验,完善企业制度建设;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购买相关保险服务等,从而有效防范和避免政治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企业外交参与:以在粤日本企业为例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只是中央政府之间的双边外交和各国政府委托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多边外交.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外交的参与者.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国投资企业非常密集,他们不仅在经济战略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外交上也是中国营造实现现代化的良好国际环境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文以珠三角日本企业参与外交为个案,分析外国企业应该如何参与外交,为促进国家间关系的良性循环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及广东如何通过推动外国企业参与外交,为本省的现代化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与可行性

中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促进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控制和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所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美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这一协定符合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亚太地区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助于化解中美之间因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主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非通常的货物贸易及关税减让。     

普京政权交接问题和俄罗斯外交

历史上俄国领导人的政治任期与俄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相关性。俄政权交接制度化程度较低,往往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稳定。考虑到普京任内卓越的贡献和影响力,其政权交接问题对俄外交势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2008年普京离任,其外交方针将保持延续性,即普京的接班人将继续一方面把欧亚中部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着力点,另一方面努力保持与G7为代表的发达世界之间的和谐。受种种结构性因素制约,如果将来的权力交接出现失控,不排除普京时代的外交进程中断的可能。     

东盟网络安全合作现状与展望

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东盟地区网络安全近年来开始引起世界瞩目,不仅仅由于其巨大的互联网需求潜力,而且由于东盟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日益成为域外大国借助网络外交施加影响力的角力场。本文考察了东盟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及网络安全合作现状,分析了东盟成员国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对东盟国家开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进行了展望。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与前瞻

欧洲政治一体化经历了"欧洲政治合作"、"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三个发展阶段,使欧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然而因各国外交利益的不同道致欧洲外交政策无法步调一致,因此影响了欧洲联盟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里斯本条约》改变了欧洲联盟传统的外交与安全体系,创造了一个"金三角、两系统"的新格局,亦即建构"新人事制度"、"新外交决策体系"与"新外交行政体系"等,使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体系焕然一新。这种新格局下可能创造出来的外交能量,极可能增强欧盟的外交能力,使欧洲联盟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全球角色,这项变革将大大增加欧洲联盟成为国际政治新强权的实力,未来欧盟亦将因此对国际体系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以上发展值得深入研究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