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化,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第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公民社会的核心主体要素,促进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发挥非营利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并将此作为构建有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关键路径选择。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农民公民权变迁

公民权是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包括人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公民权的建设与发展和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作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者的农民,其对公民权的拥有程度取决于国家建构的需要,而从农民公民权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农民公民权的获得与国家控制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函数关系.     

非营利性组织成长发展的新路径分析——以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公民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因自身资源的限制,草根组织的合法地位、资金及能力建设方面都存在不足;另一种是政府因一定行政目的设立,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公信力不高。非营利组织孵化器的出现弥补两种模式的不足,成为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路径。上海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是典型的非营利组织孵化器。     

重思马克思的“公民”和“公民权”概念

马克思的公民理论有独特的逻辑进路,对于思考今天公民问题的实质以及公民权的未来发展有重要启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造成了现代人的"人格分裂",人在政治国家中是社会存在物、公民、"公人"或"法人",但在市民社会中,人则是利己存在物,作为个体、作为私人而存在。仅仅在政治国家层面赋予个人以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是不够的,现代人只有从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统治中走出来,摆脱私人、利己之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公民的基础和素质,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实实在在的公民;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主人,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切切实实拥有公民权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的出现,公民权的切实呈现,是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相一致的进程。     

美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模式及其启示

美国非营利组织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与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美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及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管理模式,从中汲取有利于我国非营利组织建设管理的理论和经验,进而推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协同治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

协同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强调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个体公民等多元社会组织和行为者相互协调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实现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合作,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个体公民的主体作用。     

非营利组织及其近义名词：语词变幻的背后

在中国诸多与"非营利组织"词义相近的名词,为争夺官方认可权和大众认可权展开了博弈.其中,"非营利组织"较"非政府组织"的后来居上,"公民社会"取代"市民社会","非营利组织"淘汰"非赢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这种语词博弈的背后,反映出非营利组织这一西学理念在中国这样一个异质文化的环境中所遇到的引导、牵制和约束.     

非营利组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顺应了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和谐社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非营利组织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非营利组织在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面临多种制约因素。因此,应该积极培育和扶持非营利组织,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政治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新探索——《城市整合——社团、政府与市民社会》评介

《城市整合——社团、政府与市民社会》(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高红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具有一定创见性的学术专著。高红博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事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在相关领域已经发表了     

试论义工组织的发展现状及路径构想

非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实体,是现代社会主要组织构成。在现下转型期的中国,关注非营利组织的构筑对公民社会的生成具有积极的促动意义。构筑的有效便捷途径是对独立性的开拓,在当下时空注重的更应该是方法论意义和适用性问题。义工组织作为兴起的主要非营利组织,具有典型性的特征,以其发展的现状为分析的起点,通过对问题的解析,探寻其发展的路径具有积极性的意义。     

合作网络模式下的环境治理研究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但是相关的环境治理措施还不够完善,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已经不能满足公共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合作网络模式,不仅致力于政府间的相互合作,还强调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制度体系耦合性之省察——以我国政策、法规、制度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年，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公民社会的建设和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工作，比较完善的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正如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那样，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存在非耦合性，主要表现在结构性非耦合和要素性非耦合两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有文化环境的同一性、供给机制的特殊性以及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的欠缺性使然，本文认为要使我国非营利组织制度体系趋向耦合，则需要营造一种氛围，建构一种机制，夯实一种基础。     

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保障的公共责任研究

非营利组织在介入社会保障领域以后,能否持久高效地为社会大众服务,是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研究的问题。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主体、客体是多元的;社会保障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表现形式有财务责任、过程责任、效益责任和以弱势群体需求为导向的责任等。     

社会安全视野中的非营利组织

我国已开始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发展时期,从社会安全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民间组织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传统的社会安全管理模式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容易使矛盾激化。社会冲突论为非营利组织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在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共同构成了应对社会安全危机的组织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社会预警、利益表达、协商沟通和救济救助机制,使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安全领域发挥其积极作用。     

十八大视域下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研究

有效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创新社会管理、营造公民安居乐业的和谐氛围、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之必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路径选择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处理机制、责任落实机制;重构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法律机制;构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推广机制、全面培育规划机制以及有效监督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创新思维是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系统研究;调动社区精英监督社区社会的组织建设与管理以及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创新理解社区社会组织"非营利"性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融合等。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非政府组织又称第三部门,在美国则主要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获得较快发展,其形成同样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关。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看,这种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基本上是同构的,而公民社会常常被用来指同国家相分立的社会,或者指在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或社团一类的中间层。     

政府职能转变中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未达到预期目标,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行政体制中的种种弊端。非营利组织是社会领域的组织形式,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最重要主体之一。非营利组织的地位和职能,决定了它对政府管理中的功能和效率缺损有着重要的监督和补救意义。因此,发展非营利组织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     

试析城市危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和制度转轨期间,城市的高发展与高风险并行,危机种类多、规模大,有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城市危机管理应该调动起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和比较优势城市政府是主导力量,而包括媒体、社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应该进入城市危机管理网络,通过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建设提高危机管理水平.     

社会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关键要素与驱动主体

社会企业是社会组织的创新形式,该形式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创新和社会效益,具有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重属性、双重特征。社会企业发展有四大关键要素:空间、能力、资源和认同,而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影响其获得以上四种元素的三大驱动主体。在厘清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出发展元素和影响主体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对公共物品领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令人瞩目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角度，探讨非营利组织发展对改善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克服公共物品领域政府和市场双重失败所具有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非营利组织发展意义的认识。一、非营利组织发展及其特征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之一，非营利组织最早出现在17世纪。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团体以及主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