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约束与内在激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持续性的双重逻辑——以A市社区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常规化方式且仍在持续推进,但其何以持续的内在逻辑尚未得到系统阐释。基于国家改革背景与地方实践经验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层面的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刚性约束,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需求刚性上涨及其与机构编制刚性收缩之间的供需矛盾加剧等,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外部压力;而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财政扩权为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扩编之外的目标达成、利益实现的新出口,在"能力-绩效"激励、变相的"曲线养人"激励等层面,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内生动力。这一双重逻辑的揭示为更加立体地认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已有举措、潜在偏差、未来方向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政策启发,并丰富了对其中政社关系样态、基层政府激励以及基层政府放权-扩权张力等问题的客观解释。     

理想抑或其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2001--2010）

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提供的主导者,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在新世纪的重要战略目标。10年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增长速度非常快,一个地区公共服务支出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基本变化不大,地方政府间存在模仿性策略行为;国家的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均等化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对于中部和东部来说,作用不明显,甚至有“劫富济贫”的倾向;从区域分析来看,四大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加强,东部与东北地区公共服务优势缩小,西部地区得到改善,中部地区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迫切需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优化支出结构;建立以公共服务产出为导向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中央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以基本需求战略为核心,建立公共服务全国最低标准;整合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多元化供给的格局。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已经上升到宪法层面,机制设计上注意"避免联邦政府随意转移支出责任和上收财权",兼顾"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和地方政府创造力"。在法国,1982年以后的财政分权改革在适当下放税权的同时积极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在日本,全部归地方的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有力平衡了地区间财力差距、确保了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简要评估及制度建议——基于财政支出的视角

本文从财政支出视角,对1976～2005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状况进行评估,研究了在政府财政收入正常增长的条件下,如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对策问题。主要结论有:明确中央与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分工;加快实现向公共财政体系的过渡和转型;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契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重塑对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绩效评估制度。     

重构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目前,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矛盾: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分工不明确,不规范;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和"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体制,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够重视;现行分税制造成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央对地方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政绩考核机制不科学,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范围;规范中央对地方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以"公共服务+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服务问责制。     

地方政府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地方政府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共服务质量决定着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效果。通过对浙江省794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浙江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共服务质量上还有欠缺。为了改善浙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共服务质量,浙江地方政府要分别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采取相应对策。在战略层面上,要把地方政府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共服务质量差距模型作为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行动指南;在战术层面上,应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着力改善科技人才公共服务质量,努力提高市场开拓公共服务质量。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公共服务支出的测算与比较

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化是考察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服务型政府评价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将政府公共服务界定为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社区建设发展四项,并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对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进行了共时和历时性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相比欧盟国家和OECD国家较低,医疗卫生和健康支出尤其是短板。同时,中国中央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过低,省以下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了较重的公共服务职能,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路径

本文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协调的角度,明晰政府间事权划分,合理分配财权及收入,保障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总平衡;建立和完善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考核机制以及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利益诉求机制等三方面完善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以期实现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公民福利水平。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培育机制探析

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然而,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育不充分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障碍。以放权培育社会力量发展为抓手,运用系统思维,通过多层的制度机制建设,在宏观层面界定政府购买服务内容,在中观层面实施政府分级分类购买,在微观层面完善购买服务程序机制等相关制度规则设计,以多层次竞争格局培育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促进社会力量发展,还有助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推进。     

地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中山市为例

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利用菲德模型,以中山市1995-2007年的数据检测了地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起积极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当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超过一定规模后,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将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应紧缩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缩小地方政府规模。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优化研究——基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视角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体制落后、缺乏公民参与、供给主体单一等。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可以引入"无缝隙政府"、"网格化管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服务供给"等方法,来推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体制的完善。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生成的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也逐渐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化。可以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双重激励结构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共同驱使地方政府为推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展开异质性的财政竞争。激化的财政竞争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共支出偏好,进而导致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这就意味着,未来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优化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研究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善治被置于重要地位。善治所针对的是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低下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存在诸多问题:缺乏科学合理的行政理念,缺乏服务意识及责任意识,未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未充分发挥行政客体的潜力等。善治对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作用主要有:在透明性原则下的民主治理;实行法治,保护公民权益;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下,有效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善治理念下的提升对策有:树立善治理念,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提高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与能力;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发挥行政生态的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学习问答

第五．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即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同时．建立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所谓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补助．目的是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力,实施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以及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基于“创新、协调、共享”发展价值的理论思考——评《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一书,以全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需求—供给"分析框架,采用多学科的技术方法,力图展现服务型政府与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过程维度与结果维度、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均衡协调。该书基于"共享"的价值理念,在服务主体、服务责任与服务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建设设计,对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理论贡献。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偏好解析——以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例

参照传统研究的逻辑无法解释地方政府对同属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行政管理和教育支出“厚此薄彼”的现实.基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直接利益归属的不同,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并非都存在追求职位晋升唯一目标,经济绩效也并非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唯一因素,社会网络资源对其晋升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总体效应是抑制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力度,而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而且行政人员规模的增长在刺激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同时,对教育支出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行动逻辑

政府能力是实现一定政府职能的手段,而政府职能则是一定政府能力所指向的价值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施为依托的,它是指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能力和效用。通过中外经验的考察与借鉴,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行动逻辑是首先实现地方政府职能重心的位移,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自身和外在保障两个方面去探寻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实践通道与路径。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财政困境及其排解

政府职能转变是决定公共财政活动的根本前提,公共财政是政府职能有效实施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公共财政与政府职能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来反思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能路径无疑是个有益的尝试。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完善、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管理混乱这三大财政“瓶颈”成为制约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成功的重要因素。为此,必须着力构建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以此来加快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