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干部的情感世界

纪检干部为人所敬是肯定的 ,但不少人都是敬而远之。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了解纪检干部的情感世界。我从事纪检工作十几年中 ,时刻强烈地感受着纪检干部胸中激荡着的鲜明爱憎之情。对腐败 ,他们痛恨之切 ,惩处之严 ,如风霜刀剑 ;对干部、尤其是犯错误的干部 ,关爱之深 ,戒勉之诚 ,似春风拂面 ,催人醒悟。当你踏入纪检干部的情感世界 ,我敢说 ,你才能对他们产生深深的敬意 :县纪委书记老陈 ,是位陪过三位县委书记的老纪检。县上乡上的大小领导 ,没有他不熟悉的 ,也没有不熟悉他的。那年开春 ,县纪委接到一份举报 ,控告县造纸厂的年轻厂长———…     

“三讲”三题

县级“三讲”已普遍展开,这是我们党的建设中的一宗大事;一个县几十万人口,就有几十万双眼睛在看着我们的县级干部呵! 其一 不讲不得了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一位已经参加过“三讲”的厅级干部对我谈体会,他说:深深感到不讲不得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确已相当严重;搞好“三讲”,思想上重重地敲打一下,就有望挽救一大批干部。     

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干部——深切缅怀冯军同志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有几件忘不了的事,几个忘不了的人。冯军同志就是一个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人。尽管他已经去世13年了,但他的事迹,他的人品,他的精神,经常在我的脑海萦回,令人怀念。团中央的同志正在编辑一本纪念冯军同志的文集,约我写一篇怀念文章。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欣然应允。随即我与杨建生(曾任中组部部务委员、地方干部局局长)、张常韧(时任中组部地方干部局副局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一起座谈,缅怀这位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他不仅是青年人的楷模,也是组织工作干部的好榜样。     

县委书记“三不”的启示

大同县委书记冯及时，在干部问题上有与众不同的“三不”，初听颇感疑惑，细品却觉有理。这“三不”是不认干部、不听反映、不谈话。他的解释是：县委设有分管干部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干部怎么动，首先靠他们拿意见，我不去主动认干部、接触干部；各个干部有什么想法和思想波动，首先找他们谈，我不先与干部谈话；对某个干部有重要问题反映，可以拿到纪检机关和县委常委会上，我不单独听。“三不”来自于基层领导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哲理性。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在干部人事工作中颇受不正之风的干扰，托人说情的、许愿讨好的、自我推荐暗示…     

当前农村干群关系透视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人口众多,涉及面广,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说过:“农村稳,天下安”。当前在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干群关系失睦、紧张的现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笔者最近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干群关系不睦有以下特点: 一、双方抵触情绪增加。乡村基层干部直接接触群众,是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基层政权的中坚力量。过去由于乡村干部关心群众疾苦,尊重群众意愿,深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也能被群众理解。现在由于改革过程中诸多关系没理顺,政策不配套,法律不健全,干部为完成任务常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如强种强购,服务不落实,减负政策不兑现等原因,导致农民对完交公粮、计划生产,各种提留税费等软磨硬抗。遇此情况,干部便上门“拔钉子”,以至积怨加深,抵触情绪增大。农民编了一段顺口溜,足可说明:“干部下乡转一转,农民白供几餐饭。对上欺瞒对下骗,好事实事不愿办。”     

过好生产劳动关(社论)

到工农群众中去,过好生产劳动关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辨别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标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知识青年规定的革命化的标     

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干部——深切缅怀冯军同志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有几件忘不了的事，几个忘不了的人。冯军同志就是一个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人。尽管他已经去世13年了，但他的事迹，他的人品，他的精神，经常在我的脑海萦回，令人怀念。 共青团中央的同志正在编辑一本纪念冯军同志的文集，约我写一篇怀念文章。我认为，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欣然应允。随即我与杨建生（曾任中组部部务委员、地方干部局局长）、张常韧（时任中组部地方干部局副局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等同志—起座谈，缅怀这位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他不仅是青年人的楷模，也是组织工作干部的好榜样。     

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

<正>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发生过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十年浩劫,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     

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与历程(四)

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与历程（四）□何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胡耀邦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的较早、较多、较有成效。１９７７年他一到中组部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开了专门的会议，发了文件。他认为一些地方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不力，工作进展不快，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     

陈云:用干部的最高境界是“就地取材”

正1987年1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讲到就地取材用干部时说:"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他还结合自己选拔使用干部的经历,讲了一句经验之谈:"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就地取材用干部,陈云倡导了一生,也坚持和实践了一生。仅举一例,体味陈云的这一用人原则。新中国成立前夕,大局始定,百废待兴,陈云奉调从东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非常关心知识分子工作。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做出了很多非常精辟的论断,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主要体现在:要对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策略;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融洽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采用多种方式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在今天,重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对动员知识精英投身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作用。     

蓝领王郁之

白白净净的王郁之，笑起来温文尔雅，尽管穿着套米黄色的工装，却横看竖看像个知识分子。我把这个感觉跟他一说。王郁之就笑了，他说，这话不是你一个人说过，我不知道工人要像个什么样子，但我确实当了30年工人。     

从包村干部到“编外村民”——记东营市包村工作组下派干部苟爱华

“到老百姓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干出一番事业回报乡亲们。”六年前，他主动要求下派包村，向组织立下了铮铮誓言；六年后，他成了全市包村时间最长的“资深下派干部”，成了一名群众不愿他走、别人劝也不走的包村干部。按照当地规定，当时每届包村工作组下派工作时间是一年半，他却一次次打破常规，一干就是四届六年。     

为什么一见上访者就烦？

安徽省濉溪县农民张其均,因女 儿被医院输错血致死,而连续上访了 10年。到官司终于打赢了之后,他说了 这样一番话:“这是个人命关天的案 子,可许多干部却斥责我无理取闹!我 不怕告状苦、不怕告状累,但实在受不 了干部对农民的感情蔑视!我见过上 百个干部,只有一个干部起身给我倒 过一杯水。”这个给他倒过一杯水的干 部叫张敬民,是濉溪县政法委副书记。 在他的督促下,张其均上访了10年, 找了上百名干部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只用两个月沉冤便大白于天下,张其 均全家获赔7万余元。最后,张其均发 出感慨:“即使有天大的冤枉,宁可屈 死,也不要告状啊!”     

令人担忧的干部“四化”问题

令人担忧的干部“四化”问题宋武日前与朋友聊天。他说，目前一些地方经济搞不上去．越来越落后，根子就在于干部队伍的＂四化＂问题。见我愕然，他笑着解释说，这不是指党中央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而是另一种＇＂四化＂。一曰平庸化。即在提拔使用干部...     

周恩来的学者形象透视

周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形象上最让人崇尚着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其具有古典学者的类型特征。而这一特征的主要构件应为博学多才、知识分子情结、传统文化精粹的涵养     

烽火岁月体恤战友的聂荣臻

<正>一代元戎聂荣臻的品性与性格中,不仅有刚强智勇、叱咤风云的一面,殊不知他还有性情温和、感情细腻之儒雅的另一面。尤其是他对身边战友同志的关心和对人才的厚爱,对处于危难之际的干部战友或者普通战士以及知识分子总是那么古道热肠、伸出援助之手、情牵梦绕、深情关爱……这一切,其实是他一生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的高尚品格和伟人情怀的集中表现。     

关于信的感慨

有识之士担心人们以后连信也不会写了。而我的忧虑,不是以后,却是眼下;不是因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而是因汉语文化知识的缺失。一些理工科大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信且不用说,这里举几例文化层次较高者书信的出人意料处。我的一位同乡,本地某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多种报刊发表过作品。一次他找我商量他的工作问题,并拿出商之于父亲的信让我看。令人惊奇的是,他     

略谈培养工农学生的一些体会

在普遍地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的基础上,选拔一批优秀的工人和工农出身的干部到高等学校学习和深造,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来就重视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指出,要“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这一段话,不     

刘少奇谈刘少奇纪实(续)

最近我到天津去了一次,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些会上讲过,今天不妨再讲一下。 在天津时,我和大的厂长、经理接触过,也和工作干部谈过话,后来也召集过几十人至100多人的会,发现干部们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够彻底;而产业界(也就是资本家)方面也有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多,例如天津的资本家不喜欢人家叫他们“资本家”,对他们的心情连我在内,都不了解。天津的负责人很少与产业界接触,彼此隔阂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