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浅析

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建立更加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从而保证那些被追诉地位公民最基本防御权的实现,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侦查程序的发展趋势进行归纳解析,反思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重构我国侦查程序的建议,进而使我国的侦查权更加正当化、合法化。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职权配置的合理性

基于侦查价值多元化的考量，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并非仅是行使侦查权的载体，而是与侦查活动有关的多种职权相互协调的过程。因此只有对侦查程序中的各种职权予以合理配置，才能达到既保障侦查权的充分行使，又能够对侦查权进行必要制约的目的。     

论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权属性

侦查权是国家法定机关开展侦查活动的依据,只有具备侦查权力的机关才能够依法开展侦查活动。明确侦查权的性质,进而明确侦查权的内容,才能够更好地界定侦查权的边界,使侦查权更加合法优化地运行。同时,侦查权概念也是侦查学的基本理论。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依靠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统一明确,只有统一明晰侦查权性质才能使侦查学研究更加深入开展。然而,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侦查权性质存在很大的争议,仍然没能形成统一的学说。这就难免造成侦查学科概念的混乱和现实生活中侦查权的尴尬境地。本文将根据侦查权的特征和侦查权的实际运行对侦查权的司法权属性进行论证。     

侦查权性质初探

对于侦查这一法律现象、价值权这种国家权力以及侦查程序这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的诉讼阶段，在认识上存在基础性的矛盾。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主体侦查机关--公安机关--的性质作了较客观的描述：“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性质：就行政职能而言，主要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就司法职能而言，主要是刑事案件的侦查。”①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在职司刑事案件的侦查时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统称为“公安司法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负责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权是和检察权②、审判权这两种司法权并立的一种国家权力，为国家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需，因此与司法权属性相类似，地位、形象也基本相同。对于侦查、侦查权以及侦查程序的本质属性，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由于这种认识上的漠视以及误解，现行立法体制中对侦查权缺乏必要的规制，一方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安机关的“配合”者和“制约”者，无从对侦查程序施以实质性的控制，“侦查监督”严重不力，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行政立法工作中又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敬而远之，不加统摄。③这种制度建构上的缺陷导致了（最起码是放任了）侦查权这种行政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扩张，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长期难以从浓重的“行政”色彩中摆脱出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理论上，这种对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的定位存在的漠视和误解也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职能、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构造等问题上。本文将从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入手，对侦查权的行政性作一论说。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与运行的缺陷及其完善

与国外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和运行情况相比,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在权力配置上趋于分散;侦查程序上初查地位不明确、立案程序异化和虚置;侦查手段单一,缺少特殊侦查措施;人权保障缺失,未能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赋予检察机关统一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其特殊侦查权力和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的启动机制,强化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人权保障等方面入手。     

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模式的缺陷与重构——侦查权司法控制研究之二

同西方各国相比,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模式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不享有侦查权,侦查模式的职权色彩浓厚;二是侦查机关自行控制侦查程序,侦查模式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进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和侵权,本文提出了重构我国刑事侦查模式的思路：（一）适度集中侦查权,实行检察机关对侦查工作的领导与指挥;（二）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使侦查权受到有效制约;（三）进一步扩大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试论依法行使侦查权

侦查职能是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的侦查行为实现的，而依法行使侦查权是侦查行为有效性、高效性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侦查权的行使还不够统一，非侦查机关、非侦查人员行使、干预侦查权和侦查机关放弃侦查权的现象还存在，而理论界对如何依法行使侦查权却没有引起充分的重...     

论中国侦查监督程序的完善——以确立检察机关“准司法审查”机制为路径

基于侦查权存在滥用可能的现实考虑，对侦查权的行使遏程进行有效的规制，尤其是强化对侦查权行使的外部监督是防止侦查权被滥用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司法审查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职能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但不论从中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封侦查进行监督的制度建构上看，还是从具体程序的运行来看，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吸收司法审查制度中的有益机制，对中国现行的检察监督侦查的制度模式进行改造，使检察机关能够以中立者的身份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以期达到侦查监督程序的科学建构。     

论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的缺陷及其改进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程序的规定在理论上缺乏充足的根据,客观上不符合侦查规律,实践中难以操作,既无助于推动侦查,也不利于保障人权,还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必须进行改进。一、我国刑事立案程序的缺陷从立法的原意看,中国选择立案程序主观目的是为了控制侦查权的滥用和侦查懈怠,严格控制侦查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促使侦查人员一定要履行职责积极侦查,不能不侦查。应该说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并非如此。由于立案程序的设计缺乏理论上的笔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驳“行政权本质说”

现阶段,在法制逐步完善与公众法律意识不断强化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原有的侦查程序体制已显出诸多弊病与不足,保障人权与提高效率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研讨的共同主题,我国侦查程序的各个方面,都将面临重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首先需要明确并统一认识的问题就是侦查权自身的性质,即侦查权究竟是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在这一点上,有学者从西方英美法系法学与权力理论中的行政、司法权的特点出发,主张我国的侦查权属于行政权,这种过于简单的归类不仅会造成理论体系上的混乱,而且其在改革中的实际应用更可能导致我国侦查体制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改革步伐的倒退。辩明侦查权的性质,是合理规划整个侦查体制改革的起点。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对我国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机制的思考

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应该是一种监督型司法权，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应该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权权力属性这一定位展开。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应着眼于提升职务犯罪侦查效能和效果进行全面系统地完善。     

着力提高侦查监督实效

侦查权是指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专门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虽然只直接关涉到少数人（嫌疑人）的利益但有着极强的力度，极易造成严重后果。侦查是重要的审判前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靠前位置，侦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以后各个环节阶段的质量，合理合法的侦查才能带来公正的审判结果。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带来腐败和侵权，侦查权也不例外。     

论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的构建

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着“从获取犯罪嫌疑信息到立案侦查”的特殊的诉讼过程。职务犯罪侦查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侦查行为。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是侦查启动程序的缺位，直接导致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异化和虚置。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构建的模式选择有二：以“犯罪嫌疑信息”为依据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和初查立案启动模式。     

中德侦查权监督机制之比较与我国侦查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德国的刑事程序是现代询问制诉讼模式的典型代表,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借鉴意义。侦查权基于其行政权的性质具有扩张性、主动性,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必须进行监督制约。德国对侦查权进行监督的方式是设置侦查法官,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主要是通过侦查机关的内部约束和检察机关的外部控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由于立法上的不足,以及业已形成的实践套路与立法精神的严重背离而存在着诸多缺陷。借鉴德国侦查权监督机制的合理因素,完善我国侦查权的监督机制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司法权监督制约侦查权。     

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互涉案件侦查协助机制的重构

在以犯罪分类为基础的侦查管辖权分配中,必然存在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互涉的冲突,我国通过侦查协助解决冲突,但在操作中存在协助不到位等问题。必须通过侦查协助的重构,确立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先,设置侦查协助启动程序,明确侦查协助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增加侦查协助的可操作性,才能有效解决互涉案件管辖的冲突。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以刑事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比较研究为视角

研究职务侦查权的优化配置，对于整合叫贞查资源、增强侦查能力、提高侦查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杠实践意义。本文将侦查权进一步分为侦查启动权、侦查指挥权、侦查执行权、侦查监督权四个权限。并且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刑事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做以比较，提出了优化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一些思路与设想。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思考

侦查权的配置直接决定职务犯罪侦查的分工、权限和权能，关系到刑法有关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目的能否顺利实现。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存在诸多问题，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技术侦查权，改变职务犯罪侦查权分散配置和行使的现状，继续加强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赋予检察机关在侦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的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适度增加惩戒权。     

论检察侦查权的科学配置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和侦查难度的加大，我国现有的检察侦查权已明显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初查地位的不明确、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薄弱、案源掌控被辖制和受地方政府影响等问题给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极大阻力。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对我国检察侦查权进行科学合理配置，以有效提高检察机关依法侦查的能力。     

论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的构建

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着“从获取犯罪嫌疑信息到立案侦查”的特殊的诉讼过程。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存在的问题是侦查启动程序的缺位,直接导致了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异化和虚置。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启动程序构建的模式选择有二:以“犯罪嫌疑信息”为依据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和初查立案启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