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理论与法律论证

关于理性的论述,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韦伯,都有精彩的阐释,在当代,更有哈贝马斯的创新与突破。“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哈贝马斯对于这一现象进行了深人的哲学反思,并做出了理论回应。由于理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和改造上。现代法律只有建立在主体互动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或者具体说,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民主的立法程序,民主的立法的社会基础是交往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发扬。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则不容含糊。法律的正当性不仅事关国家的立法、行政,也事关具体的司法实践？由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我们还能看到诉讼纠纷的解决思路。     

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简析

哈贝马斯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进行诊断治疗,试图通过话语共识的达成来改善社会的规制,藉此约束人的行为和整个社会的实践。其理论有助于人与人之间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但它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人的发展问题愈加凸显,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交往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进而构建交往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试图超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而达至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发展由畸形、片面到自由、全面的过程,是一条预设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大同之路。     

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浅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理性中,归纳出三条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有效途径,即选择恰当的言语进行对话;承认和重视共同的道德规范;改变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所倡导的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批判

现代性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理性的危机,它表现为理性的分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旨在克服这一危机.由于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世界的合理性,他不得不把交往行动理论先验化、形式化和理想化.如果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交往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而只能是他的一种理论建构的话,那么他想证明的世界的合理性也只能存在于理论之中.     

论哈贝马斯的公民政治哲学

公民政治哲学是关于公民政治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哈贝马斯把对现代民主模式的分析作为其公民政治哲学的起点,探讨了以交往行为与交往理性理论为主要标志、人民主权理论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理论形态下公民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面貌。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商谈与和谐——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现代意蕴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 (discourseethics) ,着眼于商谈 (discourse)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为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共生提供了另一条理性的道路。其中 ,“主体的交往资质”和“理想话语环境”的实现又是商谈伦理是否能实现的关键。虽然当下通过对话消解主体间的斗争仍然不现实 ,但它无疑有助于使得主体间的关系从斗争走向共生 ,从紧张走向和谐。     

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哈贝马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刑法领域，经由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关于商谈理性和普遍交往之理论尤为重要，以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刑法和权利刑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法治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