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刑法定位——刑法法条、法释之辨析与协调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应全面分析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同时参照渎职罪的相关规定,对"公务说"与"身份说"细加阐述。     

论商业贿赂中的回扣行为之刑法控制

一回扣的具体含义及与相关概念的辨析刑法学界对回扣有以下若干种认识:①回扣是卖主或者买主支付给替其"出力"的人的钱;②回扣是卖方付给替其"出力"或"促成交易"的人的钱;③回扣是经手采购或代卖主招揽顾客的人向卖主索取的佣钱;④回扣是指在商品或者劳务中,由卖方从其所得价款中退还给买方单位或者经办人的款项;⑤回扣,是指商品领域中卖方支付给买方单位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货款,其实是卖方销售利润的再分配,即把一部分利润让给买方,回扣只能是卖方支付的,不会付给居间地位的第三人。     

基层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尤其从民间社会的角度

轻微犯罪事实上构成一个国家总体犯罪数量之绝大部分，对于重大犯罪之源头的轻微犯罪，需要刑法来控制，但是由于刑法处理的正式性，使得刑法基于谦抑理念而不过多涉足轻微犯罪领域，但这不代表可以放纵轻微犯罪，除了严密刑法法网外，     

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哈贝马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刑法领域，经由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关于商谈理性和普遍交往之理论尤为重要，以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刑法和权利刑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法治进行解读。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法理分析

尽管刑法第23条第1款和第29条第1款给共犯从属性说留出了论证空间,但刑法第29条第2款构成了该说的法律障碍,该款事实上反映的是教唆的独立性。在解释该款时,应将法律规定上教唆的未遂和学理上未遂的教唆区分开,并将该款解释为立法上规定的、教唆犯独立成立的例外条款。虽然独立性例外说和两重性说一样,都会促成将第29条第2款解释为未遂,以及都无法解决因立法之故而导致的处刑失调,但在法律适用上和从属性原则立场上,独立性例外说并不同于两重性说。     

评合意和承诺的区分

在存在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就至少在客观上没有实现不法。主流的观点将同意分为阻却构成要件的合意和作为正当化事由的承诺,但是,合意和承诺并不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它们更像是同意的具备不同功能之类型,且这些类型都具有阻却构成要件的效用。为了简易地区分这两种形式的同意,我们只需要简单地利用这个问题,即：是否犯罪行为可以由作为间接正犯之工具的被害人自己来实施？若得到的肯定的回答,那么该犯罪中就是可以出现被害人承诺的;反之,则是由合意来实现阻却构成要件的功能。     

假设承诺：一个新的法律概念

在德国，假设承诺是最近十年才出现在联邦法院判例中的新事物。它指的是：在医事手术上，如果医生向病人作了如实的说明，病人也会作出承诺，那医生的说明瑕疵不会使得其医事手术失去正当性。相对于事实的承诺和推定承诺，假设承诺没有弱化当事人的自决权。由于病人同意手术的决策以及相应的手术侵犯，并非确切地由说明瑕疵所导致，所以它们两者之间不存在义务违反性的关联，进而缺乏可归属性。即使医生采取了合乎义务的替代性举止，结果发生的概率也同样会达到相当确定的程度。此外，依照“有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亦可得出有利于医生的结论。在德国民事判例上，当事医生毋需为其说明瑕疵承担责任，基于统一法秩序的原理，医生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除非构成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