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是否改变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

列宁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一致的。列宁的合作社思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以及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国家还没有消亡的思想 ,都没有改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是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和谐劳动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劳动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马克思和谐劳动关系思想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引,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坚实基础和科学依据。加强马克思和谐劳动观的理论研究,是建立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重要途径。强化马克思和谐劳动思想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加强马克思和谐劳动关系研究,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当前发展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容性与批判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独特的社会思潮,其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特性:理论包容性与理论批判性,这两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容性体现为:一方面,以"前马克思"时期思想成果,解释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以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成果,补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性则突出体现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现代性的批判。     

东方社会道路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

马克思东方社会道路理论,深刻揭示了他的“世界历史”观与国家开放论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的方法论价值,开掘了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间的内在关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兴起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研究状况

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思想蕴含的重要维度,目前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为:指认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具有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揭示了马克思语境中"个人"与"个体"、"共同体"与"社会"等核心概念具有性质不同的内涵;对马克思的个人观、共同体理论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解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马克思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分析了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困境。但是,已有研究还没有把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系统地、整体性地呈现出来,问题研究视角单一,经典视域缺失、现代性视域缺失以及当代中国视域不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破解。     

马克思与诺奇克国家理论之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诺奇克国家观的异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二者均反对思辨的契约论传统,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寻找国家的基础,诺奇克提出“反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图景;在国家职能问题上,诺奇克提出“守夜人式”国家的观点,与马克思思想有相通之处;在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上,诺奇克描绘的理想模型实际上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的再发展。文章还回应了诺奇克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批判,并总结了二者间的分歧。     

邓小平西方文化观的思想来源和基本特质

邓小平的西方文化观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源头,以列宁的西方文化观为借鉴,继承了毛泽东西方文化观的优秀成份,形成了一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开放体系,其思想特质为"世界历史"文化观.     

西方“马克思学”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马克思学"是西方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学术思潮。从研究主题看,西方"马克思学"以马克思的原生态文本为主;从研究范式看,西方"马克思学"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特质与问题意识,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有利于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观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传统哲学精神观构成马克思精神观论域的历史处境。西方传统哲学精神观可分为唯心主义精神观和旧唯物主义精神观,基于实践唯物主义之上的马克思精神观,把精神置于"现实生活过程",当作"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去理解,由此扬弃和超越了西方哲学的精神观传统。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观在对人的精神与自然界、人自身、人与人、社会关系变革及精神生成和发展等问题的阐释中,对人的本质、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精神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透析,为推进当代中国精神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逻辑理路——范畴、内涵、论争与意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范畴,马克思正是基于此实现了其思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实践”更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钥匙。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从实践范畴的历史流变、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内涵、马克思科学实践观所面临的中西方论争、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中国化及当代意义四个方面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发展逻辑进行简要梳理。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时代的新的伟大实践进程中,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实践观的内涵,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市民社会"在欧洲中世纪时期逐渐兴起,主要是指城邦国家或政治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社会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涵在西方社会不断变化和丰富,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还是其他西方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思想有独到见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受到黑格尔的传统经济基础理论启发,葛兰西根据西方社会实践的变化过程和马克思的思想,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对"市民社会"做出新诠释。因此,将马克思和葛兰西不同的思想理论进行比较,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借鉴意义。     

对构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机制的思考——兼评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

达尔多元民主理论在西方社会权力监督机制构建的过程中备受推崇。但这一理论产生于达尔对西方传统民主理论的深入解析和破除,因而不能作为"普世"的权力监督理论被运用来构建中国权力监督机制,但其中也不乏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机制,必须在马克思权力监督思想的指导下,汲取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     

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社会”二元架构——对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国家—社会"双向关系演化视为政治发展进程重要的现实基础和逻辑依据。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通过批判理性主义国家观,科学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无法根本克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政治哲学认为,应跳出"政治解放"的思维局限性去进一步认识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未来演进趋势。     

斯宾诺莎的民主政治思想——基于马克思民主观的探源性研究

斯宾诺莎是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先驱。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斯宾诺莎明确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信念:民主政体是与理性相结合的最自然的政体。民主观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宾诺莎的民主政治观念是马克思民主观较早的理论来源。斯宾诺莎对犹太教与自由主义内在关联的揭示启发了马克思,自由状态的局限性和人类以何种方式来克服自由状态的局限性是马克思与斯宾诺莎根本分歧之所在,马克思民主概念是对斯宾诺莎民主政治观念的继承并最终实现了超越。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意义考论

"马克思与共同体"是一个当代问题,它的提出与中国社会改革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合理关系的呼唤密不可分,因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意义也凸显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议题。与社群主义的伦理主义范式和滕尼斯等人的社会学范式相比,马克思厘定的共同体概念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内涵极其丰富的立体概念,这决定了他的共同体思想不仅具有独特的当代性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会在多重面向上得以彰显,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不能只是满足于从哲学史角度单向度地证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意义,而应结合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来予以考察,为"中国道路"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与真正共同体之会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深远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天下大同"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真正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渊源。虽然"天下大同"与"真正共同体"的理论思想与价值寻求有其时代性与社会文化的差异,但又呈现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理想状态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的追求,这种一致性或相似性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会通并耦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智慧,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我们要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和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有社会交往"理论"吗?

很多文献注重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但我认为社会交往问题之于马克思并不能构成"理论"。马克思的"竞争"思想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生产力发展动因,竞争导致进步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机制的概括。与"社会交往"思想相比,马克思的"竞争"思想能够很好地融入唯物史观体系,因而具有"理论"特征。至于马克思有关"社会交往"的论述被称之为"观点"比较适宜。如果出于尊重马克思本人提法的考虑,可以统称为"竞争—交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划分社会形态不必采用以前的五阶段论,三阶段论即可。     

马克思视野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创新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早期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面。进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从文化视域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析。这对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及如何为当前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寻求本土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论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

"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预言,但并未成为现实;"独立建设论"成为和平与发展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别于"共同胜利论"的"独立建设论"。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的转变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与时俱进,彰显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立足现实社会发展实际,应高度重视"独立建设论"的理论创新研究。     

论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五个发展阶段

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是一切哲学都给予极大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承此前哲学成果的基础上,依凭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萌芽、探索、形成、完善等发展阶段,构造起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以"历史合力论"的理论范式系统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动力因素,实现对以往一切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超越。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中国化阶段及成功实践表明,这一理论是当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