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制度变迁动力的政府间竞争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且无法预见的过程。在新制度主义和制度演化论中,政府间竞争一般不予以讨论,但政府间竞争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机制。探寻中国制度变迁动力,应该把政府间竞争纳入分析框架。     

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在机理与逻辑——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

税费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可以得知:税费改革是整体乡村制度环境层面上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农村税费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分阶段的渐进变革过程,既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阶段,又经历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阶段;是多种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其中乡镇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处于一个相对的弱势地位,而上级政府则对制度变迁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

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转换的逻辑解析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作为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联结场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起点与基石。治理单元创生设置、转换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先后历经全能型单位式单元、辖区型街居式单元、双属性社区式单元、次社区式单元等不同阶段。依托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转向具有"结构"与"历史"的双重逻辑,其在与宏大制度环境、政治变量序列、治理观念等动因的互构中,存续路径依赖的惯性,并在"关键节点"上产生制度断裂以实现基层治理单元的创生。因此,全程把握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历史脉络、剖析单元衍生转换的逻辑动因,对于合理设置治理单元、探索多元化单元形式,继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分析

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原有制度的替代过程,它是诱使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发生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在60年的变迁中,表现出制度变迁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趋势和特征,即从制度变迁的主体上看,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体的过程中伴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的方式上看,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线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过程;从制度变迁的绩效上看,高等教育制度安排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程度有所增强。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取决于改革开放的程度,取决于制度创新的物质基础。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也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制度是对已经经过实践检验收到成效的党的方针政策的升华和确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并使之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相适应。科学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提高管理国家效能的前提和基础,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是提高管理国家效能的决定性力量。     

纪检制度的发展逻辑:30年的回顾与未来

纪检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与改革开放历程是同步的.以30年来不同时期的制度成果为标志,我国纪检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成重建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基本成型阶段.其中,纪委领导体制发生了"单一领导-双重领导-直接领导"的变迁,办公体制发生了"纪检-肩挑-纪检监察分工合作-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变迁.创新纪检制度和增强党内监督效力的主要方向在于提高纪检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特征的实证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核心一环。从地方政府政策文件视角,分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演进路径即动力机制、改革内容、结构框架等维度上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动力机制上呈现出中央主导与地方跟进的特征,改革内容上表现为从单一平面向多元立体的路径特点,结构框架上呈现出由宏观到具体的改革轨迹。分析这些改革特征以及衍生的改革多维度不平衡的问题,包括行政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格局、审批权力结构实质与程序之间的不平衡,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构政府层级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权力结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试验治理的注意力转变与制度发展

试验是中国改革的重要路径,分析不同时期中国试验治理的演进轨迹对改进试验方法、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以1925—2019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选集(文选)作为分析样本,在注意力选择的理论视野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从试验目标、试验性质、试验组织、试验形式、试验调控等角度对其进行信息挖掘。试验治理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拓展期和规范期四个阶段,整体上反映了从"军事战争中的领导方法"到"经济改革中的推广策略",再由"公共服务变革的常态模式"到"国家治理创新的制度安排"的变迁逻辑。试验目标从领导革命转变为治理创新;试验性质由党内工作方法到常态化的政策过程;试验组织由树立模范到鼓励多样化创新;试验形式由分散型试点到复合型试验;试验调控由工作组现场指导到正式的机制设计。基于此,进一步探讨了提升试验有效性的着力点。     

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

我国城市治理与西方城市治理有着完全不同的"场域",因此城市治理研究需要"另一视角"的探索。从城市治理的基层视角切入,"历时性"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可见从城市管制时期的"组织化"、城市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到城市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的清晰脉络。城市基层治理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演变过程,是城市基层治理工具的创新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价值的回归过程。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结合,建设外整合与内整合一体的"契合城市"。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高考测试制度改革的历史反思——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反思高考测试制度的改革历程,其在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及命题方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制度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元评价、分类选才理念及其文化的形成。但受制于中国社会整体改革节奏,高考改革亦处于重大转型期,多种考试形式急需改进与整合、多元命题方式尚需调整与完善、考试内容结构与设计有待优化、考试的科学性与公平性还存在较明显的阶段性矛盾。基于制度变迁理论,高考测试制度的变迁方式将出现"强制性"与"诱致性"的变奏,变迁因素已转变为"政治"的消退与"技术"的崛起,变迁路径基本呈现出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的转变。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