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工会参与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组织载体,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工会是我国重要的群团组织,在党政主导、多元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工会要着力从四个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组织动员职工,促进经济发展;有序利益表达,维持政治稳定;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参与公共治理,推动政府善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共青团改革的动力源与绩效分析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共青团改革的价值意义在于重构团青关系,参与多元治理。考察共青团改革的动力源,一是来自制度、体制——执政党的政治要求;二是来自内部机制——共青团自我革新;三是来自基层社会——青年世代变迁。共青团改革遭遇的动力困境主要归因于路径依赖与"内卷化"。评估共青团改革绩效有三重维度:党政评价、青年评价与团内自我评价。共青团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是,走出"两个边缘化"(被党政边缘化、被青年边缘化),增强"两个获得感"(让党政有获得感,让青年有获得感)。     

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多项目实践过程的实证分析

从"主体-客体"分析视角出发,构建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创新项目三个维度的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采用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个社会治理创新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因素及路径模式。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是多种因素的交叠效应;项目影响力是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基础性条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影响不显著;稳定存续型、内生动力持久型、阶段性目标主导型和治理效果不佳型是影响社会治理创新结果差异的主要路径模式。     

我国政府环境治理价值选择研究

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公众的一致诉求,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主导着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绩效水平。研究政府在所参与治理领域的价值选择(value option),是近年来兴起的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PV-GPG)研究治理绩效的基础工作。本文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能够反映政府治理价值选择的代表性材料进行筛选与分析,完成对我国政府环境治理的价值选择集合、从属关系、结构化等方面的研究,最终将我国政府环境治理价值集合整理为结果主导的四个公共价值类别及共识主导的四个公共价值类别,该分类及其各自价值从属网络既是对我国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公共价值本质分析,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依据。     

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精准扶贫项目运作研究——以J市Z区的案例为基础!

精准扶贫主要是以项目的形式对扶贫资金和资源进行安排,扶贫项目的合理选择和安排成为扶贫绩效的前提和抓手。通过对某区(县级)项目扶贫的案例分析可见,缺乏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导致项目扶贫的绩效偏离了扶贫目标。形成政府主导的、各方行动者各尽其能的多元扶贫治理结构,是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当前科层制度下的压力型扶贫模式应该向社会治理下的参与式扶贫模式转变;对扶贫机构和人员的"任务目标"亲贫困增长考核模式应该向以"贫困人口"为本的发掘贫困者资本的政策模式转变;要实现行动者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责任这一前提之下的角色转变。     

社会化: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治理社会化这一新要求,及时回应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再到社会化的提出,是我国社会治理思想和实践不断创新的结果。社会治理社会化,体现了更加重视社会治理的社会参与质量和水平,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和重要任务。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新疆南疆地区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结构与机理探析

维护社会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法治政府的基本职能和使命所在。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南疆地区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议题,既是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也是治理机理的价值导向。各族民众安全感与获得感则是这一建构的首位目标和重要标尺。民众应将社会安全作为政府和自身共有共享的理念,把维护社会安全作为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化为自身维护社会安全的内在动力。引领民众觉醒,汇聚民众磅礴之力始终是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议题。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机制是新疆南疆地区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的有益探索。     

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基于杭州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特别是目标群体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对杭州20个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对社区及社区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对社区的依赖与留恋、社区认同及归属感以及居民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等四个方面反映了社区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基本状况及基本特征,社会资本的丰富促进了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与效率的提高,通过发挥社区居民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将进一步丰富社会资本,促进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演化趋势难控制、爆发周期难预测、产生危害难消除等特征。文章从基础逻辑、行动逻辑和结果逻辑三个方面阐述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理路,指出存在政府应对不精准、社会参与不充分和网民参与不积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网民的角度提出强化政府主导、提升社会协同、完善网民参与等优化路径,旨在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实效。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浅析

关于我国地方治理模式的探讨是建立在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上的。治理理论要求多元参与和自组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困境使得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治理型模式。既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以达到善治的目标。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社会治理视阈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深圳市的政策实践为例

从社会治理视角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深圳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逐步形成了"立法推动、党政主导、工会维权、企业配合、员工参与、社会协同"的局面。然而,当前深圳的劳动关系仍然面临劳资纠纷上升、劳动者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增强、工会维权职能存在不足、劳工NGO积极推动集体谈判等棘手问题,深圳仍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重新思考社会治理理念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领域的原则与实践。     

论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三维结构

虚拟社会虽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映射,但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有效治理虚拟社会,需要准确理解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内涵与结构。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可界定为政府与虚拟社会治理的其他主体对虚拟社会事务进行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在维护虚拟社会秩序、提供虚拟社会服务、解决虚拟社会问题、增进虚拟社会主体利益等方所取得的成效。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具有三维结构,其中,价值结构为秩序和公平,内容结构为合作共治、公共安全、危机应对、公共服务、网民权益和全面发展,驱动结构为需求、工具、权力和制度。此外,虚拟社会治理还需要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多主体权力结构的有效运行:其一是自律机制;其二是他律机制;其三是互律机制。     

我国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与行为选择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鼓励非政府组织服务社会,参与治理。为了确保多元社会中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准确界定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得出,二者存在主导、参与和介入三种关系形态及非政府组织可能选择创新、调适和反应三种行为方式。据此,预测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选择,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的最优化。     

治安防控社会化的思考——以资阳市为例

社会化是公安机关有效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核心战斗力、追求警务效能最大化的必然选择。资阳市公安局在治安防控走社会化道路上也找到了一些切入点,成效明显,但也面临的一些问题。其启示是：实现治安防控社会化的关键是改革创新现有的体制机制,强化顶层思维,抓住治安防控社会化工作政府性和市场性两个特征,建立起“党政主导、公安主动、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治安防控新格局。     

动态治理框架下新加坡领导人才培训模式及启示

新加坡的领导人才培训模式是其动态治理框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新加坡领导人才的培训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培训目标全面化：既提高领导能力,也塑造价值观;培训内容制度化：既尊重个人需求,也满足组织要求;培训机构多元化：既发挥公共服务学院的主阵地作用,也让其他培训机构参与;培训方式多样化：既有课堂教学,也有考察、讨论、挂职等。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提高我国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具有有益启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教育培训应该围绕提高领导干部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我国公共治理水平和绩效来开展,特别要重视增进领导干部的动态治理能力,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需要。     

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问题、根源与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在取得显著绩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绩效问题,主要表现在绩效价值结构、内容结构和驱动结构三个方面。在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大都市政府治理体系还未能对其绩效取向进行动态的调适并进行落实,从而无法适应环境系统的变动要求,是造成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问题的根本原因。要提高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顺利推动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实现大都市和谐发展,就需要根据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要求设定合理的绩效目标,推动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结构的合理衔接,并且保障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目标的有效落实。     

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中的合约生成与绩效比较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绩效改革的着力点。基于上海、南京、成都和太原4个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社会力量的不同匹配,使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约特征呈现市场型竞争购买、市场型关系购买、科层型服务延伸以及科层型专项参与等形态。依据依附性、专业性、持续性、规范性四个指标对其进行组织绩效评估,能较好厘清组织治理的不同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