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治理和农业现代化:中国经验的阐释

正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年来的农业政策一直追求达到的核心目标。最近十多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国家推动下,围绕农业经营体制变革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这推动着乡村治理研究延伸到农业领域,形成"农业治理"的研究视角。区别于农业经济学,农业治理综合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注重研究农业政策自上而下实践的机制、过程和后果,这就需要进入中国独特的农业治理和农业现代化实践中去。国家及     

“城市生命体”——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与方法网络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20年4月11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协办,《城市治理研究》《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等学术期刊联合支持的"‘城市生命体’——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与方法"网络学术研讨会召开。共计200余人参与了网上交流和讨论。在开幕式上,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教授致辞并发言,认为习近平对"城市生命体"的多次强调,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并指出新技术如何重塑城市治理是未来城市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     

城乡融合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的个案考察

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推进，如何提升乡村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当前乡村公共治理的地方实践中出现了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新路径。目前，学界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展开分析，但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通过对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互动过程的细致描述，能为理解我国当前乡村公共治理实践提供有益的补充。文章基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恩城乡那望屯的实践案例，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展开分析与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经历了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生活的制度化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新乡贤拓展了政府与村民直接沟通的渠道，打通了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为生活的制度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从政策网络到网络化治理:一组概念辨析

社会科学领域与网络有关的概念有多个,极易引起混淆.国外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路径演进,分别是政策网络和网络化治理.前者起源于美国发展于欧洲,后分化为利益调和和治理两大学派;后者则以美国的研究为主,在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都有所发展.国内与网络有关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的有社会网络、政策网络、政策网络治理、网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等.其中社会网络引入最早,主要被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所关注;政策网络和政策网络治理与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两大学派相对应;网络治理与网络化治理的使用主要与翻译、学术传承以及使用习惯有关,但每个概念皆有三重来源.西方两条研究路径都涉及治理,而两种治理的内涵有明显区别,主要体现在运行机理、价值标准、主要问题以及政府的角色定位四个方面.     

“民主协商与基层社会治理高端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

<正>2016年5月28日,由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行政论坛》《地方治理研究》杂志社协办的"民主协商与基层社会治理高端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行政楼二楼报告厅隆重开幕。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秘书长高小平教授,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长江学者、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西北政法大学纪委书记罗新远教授、副校长王瀚教授、校长助理汪世荣教授,以及全国高校、党校和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的专家学者,《行政论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地方治理研究》等学术期刊的主编、编     

行政学人 毛寿龙

<正>1967年生,浙江奉化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国宏公共治理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北京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北京明德社会组织能力促进中心理事长,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警察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讲授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理论和政府经济学等课程。重要研究领域为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奥地利经济学、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NGO与公共服务等。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

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初期集中连片贫困重点片区和贫困县扶贫开发到21世纪初"国定贫困县"实施参与式扶贫,再到新时代"贫困县全部摘帽",县域贫困治理构成了中国减贫实践的独特进路。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任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仍需要以县域治理的独特进路持续巩固拓展"县域"脱贫攻坚成果、接续衔接"县域"乡村振兴实践。然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从"县域治理"维度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以及揭示增强"县域"乡村振兴自主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在新发展格局决策导向下,亟须找准县域乡村振兴突破口和切入点,塑造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大循环的"空间结构共生型"县域乡村振兴进路,完善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框架。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取向,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优选方案。这就要求深化新发展格局下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实践模型、实施原则和集成路径研究,为形成县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测量治理：国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治理的测量是构建经验性治理理论的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方法,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外,特别是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学者创建的测定治理的原则及指标体系,并对其获取资料和数据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地方治理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并初步设计了基层地方政府层次的治理水平测量指标体系,这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乡镇基层地方治理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认为,治理理论打破了以往"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研究取向,为政治和行政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视野。国外学者对治理理论的价值定位和实证角度的获取资料和数据的方法也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同时主张,作为一个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在利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相关社会现象时要意识到其理论和测定概念指标的适用性问题。     

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及其政策补给——以湘南H区2005年的相关教育数据为分析样本

教育公平一直以来是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重点讨论的话题。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和教育服务的不充分与不对等是造成教育不公的主要原因。以2005年湘南H区义务教育状况为样本,运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教育财政资源、教师资源、学生资源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地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及其原因。由于长期实行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和重点校制度,形成了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以及"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天壤之别,从而导致了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公共教育的不平等。因此,要最终促进公共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必须纠正原有的政策偏差,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确保农村教育投入的优先性;必须打破原有办学特权,实现办学点和生源的均衡配置;必须实施鼓励和优惠政策,避免城乡教育"马太效应"的持续恶化。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上海人口、房地产等经济社会数据分析可知，当前上海人口、居住等社会空间正呈现剧烈的演变态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未来社会空间将呈现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社会空间两极化、城乡结合部居住形态多元化、城市社会结构重构、城市“双城”现象凸显、弱势群体居住边缘化、城乡二元结构空间显现、城市部分社区老龄化等演变趋势。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将带来类似西方城市居住隔离、空间剥夺、阶层矛盾、公共空间漠视等负效应。在“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下，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城市规划公共利益职能归位、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混合型和谐社区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容量战略、制定合理的人口分布战略等新型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看公共管理

作为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的一员,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就建议讨论稿所作的说明时,联系到我国公共管理实践和学科研究,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公共管理正是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在这方面,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不足之处,都有公共管理状况的因素,今后在实施“十一五”的全过程中,仍然需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公共管理。为了避免泛泛而谈,根据温总理所归纳的“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和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从公共管理角度加以论述。坚持统领发展全局和要全面贯彻落实的是科学发展观。     

中国劳动力市场演化与政府行为

劳动力市场培育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经济改革是在城乡隔绝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旧体制下,城市国有部门人浮于事,大锅饭、铁饭碗造成效率低下;农村劳动力被禁锢在土地上,隔离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转移到非农产业,造成极大浪费和损失.劳动力市场改革基于城市"治懒"、农村"治贫"的目标展开.逐步把国有部门职工推向市场,同时逐步改善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渐进式改革、逐步释放被压抑的生产力,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劳动力市场培育也是城乡劳动者权利的双向调整和逐步接近的过程.改革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城乡劳动者的平等权利尚未实现.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的差异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这种权利差异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造成威胁.增长、稳定、公平是左右政府改革行为的三大变量.劳动力市场上的权利不平等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障碍.贯彻新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正在使政策导向发生改变.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中小城镇发展问题的反思与转变

分析我国城市发展“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大发展”、“小城镇，大战略”转变历程，反思中小城镇发展问题的战略路径，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新回归到研究增强中小城镇发展问题上。依据城镇规模等级体系理论，研究得出了中小城镇建设在城镇体系结构和城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作用，提出了加快中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思路，地方政府要优化公共服务，统筹城发乡展，更好引导发挥企业和居民“以足投票”的作用，为完善城市体系结构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中国乡村研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之检视

"国家与社会"研究思潮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渗透发轫于乡村研究的两大课题: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其理论预设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取向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另一种是"社会中的国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国内某些传统学科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乡村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其局限也非常明显,需要从研究方法上反思并超越。     

公共管理学：定位与使命

公共管理学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发展而来,其最初源头在政治学。所以,政治学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意义,犹如经济学对工商管理学的意义。但是,公共管理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指导原则,因为,公共管理是一项独立的管理活动,其对象就是公共资源,其主体就是以政府为核心所形成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而其原则就是公共性、公正性和效益性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关键是要关注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创造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为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应该在3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确立公共管理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二是确立中国公共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体系;三是形成理论与实践能够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