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

智能传播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其既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信息生产主体的创变性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信息内容分发的偏颇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信息情境沉浸的过度化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媒体传播格局的失衡化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提升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主体媒介素养,构筑强大的意识形态联盟;优化算法推荐技术,调治社会公众的信息食谱;加强平台内容建设,提供主流导向的信息内容;加快主流媒体发展,构建弘扬主流价值的传播体系。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视觉化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与视觉化传播具有内在关联。图像作为视觉化的主要内容,承载着一定的意见态度和价值理念,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与功能。理性形式的意识形态内容可以通过感性、可视的图像展现。在视觉技术赋能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视觉化传播成为现实,但也面临着自身图像传播能力不足、视觉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外在因素掣肘的困境。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视觉化传播,就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当前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新趋势,实现传播内容、方式、技术、机制、人才、平台等全方位创新,从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情感传播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与控制——从“后真相”境遇切入

“后真相”境遇下的网络空间建构出情理裹挟传播、娱乐化传播、圈层式传播等新型情感传播形态,在传播中嵌入情感化的认知取向、话语体系和行为模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开启了情感转向,网络情感借机入侵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原有的真理基础、权威话语、价值共识面临传播生态变革的风险。对此,应着力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情理基础,增强主流媒体情感传播的竞合能力,促进网络圈层异化政治情感的正向转化。     

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铸就一个“过滤气泡”？——基于媒介环境理论的视角

意识形态与社会空间具有双向互构的内在逻辑勾连。作为数字化生存的实践场域,数字空间的内在价值禀赋要求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摄性空间地位。新时代建立以主流价值为基石的数字秩序结构,面临着多重消解性的空间困境：数字媒介对信息流动性的释放与议题设置权的竞夺,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感知;智能算法圈群化价值构造与数字平台的块垒化共在,割裂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分布;算法信息对日常生活域的占领与非理性数字生态的构造,筑就了失衡性意识形态空间结构;数字资本对个体性空间的虚构与公共性话语的解构,滞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流动。构造建基于社会主义价值伦理的良性数字信息生态,要使刚性制度规范与柔性文化治理相协同,推动信息生态的治理性“过滤”;重置智能算法技术的价值内嵌,完成信息生态的技术性“过滤”;破除平台信息资源流通的空间壁垒,落实信息生态的平台性“过滤”;激活数字主体参与信息环境建构的自觉意识,实现信息生态的自主性“过滤”。     

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所掌控的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从传播渠道、传播模式、议程设置、信息资源等方面严重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要改变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对广大青年话语权争夺的不利地位,增强时代感和感召力,须大力建设反映主流话语的自媒体平台,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切身需求,重视对青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加强对自媒体平台的应用管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自媒体队伍。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增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

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建构了话语目标、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渠道等要素组成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挥着价值引领、社会凝聚和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赶考之路上,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经验启示我们,要持续增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目标的政治引领力、话语主体的能动创造力、话语内容的逻辑说服力、话语平台的媒介传播力,持续增强党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不断增进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现实情势与应对策略

冷战结束以来，网络作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正在重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处关系。当前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网络渗透的主要方式有：利用网络信息传播“脱域”特质抢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构造网络信息思想“陷阱”模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雕琢“文化景观”恶意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根基。当前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出多重态势：在战略部署上，以资本霸权为主导推行“和平演变”“网络自由”和“文化白蚁”战略，进行全局性入侵和战略性渗透；在渗透内容上，以话语强权为利器实施妖魔化编排；在渗透形式上，以技术优势为支撑进行隐形宣传；在渗透对象选择上，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中心，通过培植意见领袖与豢养普通群众进行多元化围猎。针对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的不同方式和多重态势，我们应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三方面探求反渗透纾解之道。     

短视频场域意识形态传播的逻辑理路及其应用

短视频具有沉浸式体验、个性化呈现和社交黏度高等特点,已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场域。短视频场域意识形态传播的逻辑理路，具体体现在以生活叙事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动态图像隐喻意识形态内容、以情感询唤提升意识形态认同、以趣群互动实现意识形态凝聚、以碎片传播强化意识形态认知等方面。短视频场域固有的浅思维化、碎片化、泛娱乐化、去中心化以及算法应用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隐忧不容忽视。新时代利用短视频优化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应立足于将娱乐风向引导和优化图像叙事相结合、宏大主题叙事和聚焦生活向度相结合、激发情感共鸣和调动理性思维相结合，以及巧用算法技术和增设人工把关相结合。     

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逻辑、症候与纾解

算法作为计算机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在数据的喂养下将输入数据转化为输出数据的计算模型,是推进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要素。随着公共文化传播日益“算法化”,作为技术、权力、媒介的算法成为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中介。算法基于用户画像进行公共文化精准推送、以虚拟趣缘社群助力文化共同体构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方式、目标和主体维度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算法是一柄双刃剑,算法落入数据陷阱放大治理公平困境,平台造成的过滤气泡固化受众文化审美“茧房”,对算法的依赖掣肘治理主体能力提升,由此产生普惠均等困境加剧、公共文化空间逼仄、主流文化价值遗失的症候,阻滞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因而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悖论。为此,需要彰显人文关怀,观照算法“弃民”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提升算法开发者和公众的算法素养,冲破文化审美茧房;强化协同思维,聚合多元主体治理合力以克服算法依赖。     

共同体视域下算法推送机制的信息茧房效应规制

信息社会,针对受众在海量信息面前的无所适从,网络媒体依托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实施针对不同用户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这种服务在提高用户粘性、节约信息搜寻成本的同时却因为受众仅仅接触自身偏好信息而带来了受众信息接受的单一化、固化问题,进而产生了桑斯坦担忧的"信息茧房"效应。茧房效应不仅会使受众因为知识结构被固化、身份认同被牵制而迷失,更影响到社会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与构建。因此,如何突破信息茧房效应束缚、规制信息茧房的负面效应,就成为传播与构建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强化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胡玉荣在《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1期撰文认为，意识形态工作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与认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形成压力。厘清客观条件所带来的挑战，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提升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算法推荐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算法推荐媒介和技术的双重属性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新机理,造成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愈发复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资本宰制风险增加以及"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效应叠加等新问题,使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效度、权威、共识凝聚和整合功能遭遇巨大冲击。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独特的群体特征以及高频的媒介接触使其更容易受到算法推荐的影响,给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为此,我们要在批判性审视算法推荐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实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融通,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维护合理的网络信息秩序以及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保障。     

算法时代的新闻传播:应用、问题与对策

随着数字新闻的算法转向,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精准化推送成为新闻分发的主流形式。算法推送新闻提高了传播效率,提升了用户服务体验,也在新闻分发渠道建构了新的权力秩序。在这种新的权力格局下,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把关人缺失等负外部性问题被放大,并衍变为严重的公共问题。对此,我们应综合运用技术、法律、伦理等举措进行应对。     

互联网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述评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当前,互联网信息传播呈现出个体性、实时性、开放性、渗透性等特点,其所形成的网络多元文化使人们日常的互联网生活在获取有价值信息的同时,也受到价值扭曲、情感缺乏和信息污染的危害,进而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带来较大影响。随着国家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不断重视,对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成为时下众多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有助于为该课题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执政党意识形态符号的编码原理与实践创新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主导符码,不断遭遇来自协商符码和反对符码的解码压力。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是以意识形态符号整合社会思想,获得广泛认同,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成,为普通大众阐释现实和指示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传播转向和治理方式,主要表现为:从宣传到传播的媒介平台转换和从一源到多源的传递模式转换,使意识形态符号治理方式创新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我国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态的完善进路北大核心SSCI

话语总是承载着思想和观念存在,并由此体现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以话语活动的方式得以输出和传播,并达致其社会功能及价值目标的实现。将话语活动诸要素放置于生态学视角考量,其具有平衡性、竞争性及规则性之品性。新时代话语生态面临新兴话语模式的融入,并已显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理应做出正视和回应。以话语生态的品性为建构基点,从话语自身、话语主体、话语场域等方面给予审视和重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良好运化和强大引领力、凝聚力的发挥,从而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蕴。     

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治理对策

时事新闻是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其传播绩效关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从传播的功能、方式与系统性三个角度来考察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可发现三大问题:传播功能弱化、教条化传播与意识形态孤立化。需从统筹兼顾传播职责与市场效益、获取受众心理认同与建立整合传播机制三方面入手,提高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的效力。     

“信息茧房”效应对高校思政工作的负面影响及其突破

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介为实现自身获益,以用户主观兴趣为导向,基于大数据、协同过滤算法等技术,将同质化、单一性的信息内容集中不断地向客户推送,造成信息空间封闭、信息窄化和观点趋同,进而形成"信息茧房"效应。若高校青年学生长期受到"信息茧房"束缚,将对其价值判断、理性思维、创新能力、自我约束力、社会适应能力等的培养与完善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弱化高校既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功用,导致话语失力、模式失效、工作失基,最终影响"立德树人"价值目标实现。高校要从学生信息素养提升、主流价值引领方式创新、教师媒介应用能力加强、新兴媒介正向价值凸显等方面共同着手,以其合力之形成实现高校思政工作"破茧"提质。     

网络空间中主流价值认同的分化与重塑

主流价值的认同建构对于优化网络空间社会秩序有深刻影响。互联网技术改变主流价值的认同环境,主要表现为价值空间体验化、价值主体真实化、价值关系交融化、价值话语图像化等。在网络空间中,主流价值面临着认同分化的困境,体现在信息泛化、情感淡化、立场弱化、取向转化等方面。重塑网络空间中主流价值认同必须具备价值基础、价值动力、价值分享、价值引领等条件,并从数据、场景、社交、粉丝等不同策略开展价值传播,才能在网络空间中逐步巩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石。